新版序
成果而甘
《白玉苦瓜》是我的第十本詩集，初版於一九七四年，也就是三十四年前，正當我的盛年，可稱我的代表作。生命走到這一站，詩藝探到這一層，我自覺已達成熟的穩境，以後無論怎麼發展，自信已有相當的把握。這些作品都寫於我赴港定居之前，對於我以前的詩集可以算一個結論：
一首詩，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當年決定去香港，多少有一點冒險：環境變了很多，挑戰當然不少，好在生命正旺，詩興不竭，不久也就進入了情況，找到了新的座標，在大陸與島嶼之間定了位。
《白玉苦瓜》裏的五十多首詩，主題與詩體相當多元，其中有好多首格律工整，語言單純，有意無意之間近乎歌詞，頗受我在丹佛那兩年愛聽美國民謠與搖滾樂的啟發。當時我發現：現代詩主知多年，太冷了，怎麼能比搖滾樂的熱力。所以就半自覺地寫下了從〈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到〈江湖上〉、〈民歌手〉、〈搖搖民謠〉的系列作品；結果竟引起了戴洪軒、楊弦、李泰祥等音樂家的共鳴，並轉而激發了所謂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的運動。
詩與音樂結婚，乃生歌，與繪畫相戀，乃有意象與比喻。紀弦當年大聲疾呼，強調詩是詩，歌是歌，兩者必須分家。他強調現代詩該用散文來寫，當時的用意原在挽救新月派單調而淺顯的「韻文化」，有其文學史發展的背景，無可厚非。但是當年「自由詩」對「格律詩」的反動，不免矯枉過正，所以一面雖然跳出了「韻文化」，另一面卻又陷入了「散文化」。其結果是迷途至今，大半的所謂「自由詩」不幸都擺脫不了「散文化」，不但讀來無味，在朗誦會上也欠缺效果。今日的現代詩喪失讀者，尤其是聽眾，這也是一大原因。現代詩要成功，在詩藝上必須兼顧情與意。意，見於主題的呈現，而情，則有賴感性的訴求，也就是音調與意象的經營加交配。目前的現代詩仍耽於鋪張意象而疏於安排音調，結果是意象龐雜，節奏散漫，主題不清。
當年楊弦、李泰祥發軔於先，羅大佑、侯德健發揚於後，其他的作曲家與歌手風起雲湧，頗能擴充現代詩的領域，其餘韻嫋嫋迄今。近年我在台灣各地演講，仍然有中年聽眾告訴我，他們沒有忘記李泰祥與楊弦的歌曲。上月我應黃敏惠市長之請去嘉義訪問，她的晚宴別出心裁，設在一家叫「玩美煮藝」的餐館，席上的八道菜都以我的詩命名，內容也巧妙地配合詩意。例如〈鄉愁四韻〉就用分成四格的別緻淺盤來盛，而〈白玉苦瓜〉更廣求苦搜，用有機農場的清純苦瓜，剖成兩半，填以米飯烤成。黃市長為了證明她當年不但讀過我的詩，而且至今還記得如何吟唱，席間真的就唱了起來，令我十分感動。
〈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幾首，多年來引起廣泛的共鳴，並一再收入各種選集與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的語文課本。〈鄉愁〉一首在各地轉載之頻，不下千次。我到各地講學，常有學生、歌手或演員登台朗誦或演唱。為此詩作曲者，包括楊弦、王洛賓、沈亞威、鄭文德等，不止十人。上海的呂詠鳴將它譜成蘇州評彈，並獲頒二○○四年的「中國曲藝牡丹獎」。南京的晁岱健為之譜曲，今年一月更在北京保利戲院盛大發表，由男高音戴玉強，女高音湯燦，二胡王行科，薩克斯風范聖琦，鋼琴神童龔天鵬，分別領著中國歌劇舞劇交響樂團演出。我常笑說：〈鄉愁〉流傳之廣，簡直成了我的名片，但是名片太大了，幾乎把我遮住了。
大陸的媒體常稱我為「鄉愁詩人」，這名號原是褒詞，卻「小看」了我。迄今我已成詩千首，其中以鄉情與懷古為主題者不下百首，但是詠歎其他主題，如親情、友情、愛情、人物、詠物、自述、世局、造化等等的，還有更多。就算我一首鄉愁之作都沒有寫過，我仍然算得上多產、多元的詩人吧。
譬如本書的主題詩〈白玉苦瓜〉，說它寫的是鄉愁固然不錯，但它同時也是一首詠物詩。又如〈飛將軍〉，寫的是李廣，可稱懷古，也可稱詠史，但它挑動的一根心弦卻是整個民族的大記憶，隱隱仍是時間的鄉愁。又如〈老戰士〉，正面寫的雖是晚近的歷史，但〈八卦〉裏面所寫的就複雜得多，似乎包含了遠古與晚近，又像在回憶，又像在預言，又像用玄學的自然現象來影射人事。
另一方面，因台灣而觸發的主題也包括了〈車過枋寮〉、〈慈雲寺俯眺台北〉、〈起飛〉、〈降落〉、〈西出陽關〉、〈斷奶〉、〈虎年〉、〈霧社〉、〈碧湖〉等幾首。至於〈江湖上〉、〈小時候〉、〈蓮花落〉、〈收藏家〉、〈海棠紋身〉、〈積木〉、〈盲丐〉、〈呼喚〉、〈樓頭〉、〈守夜人〉、〈投胎〉、〈詩人〉等作，則是向一具多面體的水晶尋找自我定位與心靈歸宿的諸般投影了。
最後，對於三十四年前出版此書的姚宜瑛女士，仍應深深致謝。《白玉苦瓜》在大地出版社已印了十九版。隔了這麼多年，詩人與出版人都老了，但那隻白玉苦瓜仍靜靜地夢著，醒著，在故宮博物院裏。世界在外面變了太多，但那隻苦瓜應仍不改其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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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