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重版序（二○二五年）
歲月如水之流，一去不回，乙巳之春，不經不覺我已到了九十高齡，雖云身體粗健，但自己深知霞彩滿天也只是黃昏的夕照。日前，為答中大文學院長唐小兵教授之清囑，我寫了一幅「但知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的書法贈他。熟悉于右任之詩者，當知我是把于老之名詩改了二字，于右老之詩豪情萬丈，原詩首句是「不信青春喚不回」。我保留了原詩的第二句，多少表達我深信自己一生的書寫有今生也有來世。
我一生與書寫結下不解之緣，自一九五七年臺灣大學畢業，進入政大政治研究所，書寫就成為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我過去七十年的書寫中，不計未成書的中、英文字，我先後已出版二十餘本書，不論這些書的價值，每一本書都是我傾心傾力之作。我的書寫可分三類，一是學術類 ，二是時（政）論類 ，三是藝術類（包括散文與書法）。學術類是我一生書寫的中心，也是我的志業所在，根本上是出於一種求「真」的欲念；時（政）論類的書寫是基於我作為一知識人的責任感，根本上是出於一種求「善」的欲念；至於藝術類的書寫則是抒發胸臆、舒展情懷，最有個己性之作，根本上是出於一種求「美」的欲念。
說到我的藝術類書寫，最有代表性的文學散文是我的三本「語絲」，即《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與《敦煌語絲》。《劍橋語絲》與《海德堡語絲》先後在一九七七年與一九八六年分別由臺灣商務印書館與聯合報出版問世。這二本散文集都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獲得二次長假，在英國劍橋大學及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講學之餘，就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成的一篇篇散文。二○○四年我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開始了我一生中的長假。二○○七年更有了二次故土神州之行，一是回到六十年未回的原鄉──天台，一是去了「終生應該一到」的沙漠藝都──敦煌。返港後，寫了〈歸去來兮，天台〉及〈敦煌語絲〉二個長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在二○○八年即以此二長篇，再加上我一九八五年所寫〈最難忘情是山水〉的長篇（最早在《聯合報》刊出）合成為「敦煌語絲」之名問世。自此，「語絲」三姊妹風行於華文世界，有多個版本。二○二四年，香港中華書局，經我授權，為三本「語絲」出了精美的一套三冊的最後版本。我為此寫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談我三本「語絲」的今生來世〉。
書有自己的生命，一旦成書後，書就獨立於作者之外，有了自己的生命歷程；三本「語絲」問世迄今，《劍橋語絲》已四十八年、《海德堡語絲》已三十九年，《敦煌語絲》也有二十年了。「語絲」的讀者橫跨幾個世代，三本「語絲」真是有幸，這三姊妹幾乎在每個世代都有知音之人，在此，我禁不住選述三輩人（我的長輩，同輩與較我年輕一輩）對我「語絲」說的知音之語以與讀者共享。上世紀七○年代，《劍橋語絲》尚未成書問世而只有在《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發表的幾個單篇，臺灣文化界名士張佛千先生（曾任臺灣新聞處長，我並不認識，之後，我與佛千先生曾有一面之緣）給我一信，信中說：「……您寫劍橋，文筆好到使我不想親身去看劍橋，而願意『讀遊』，……對於大作，翦置案上，句句皆美，選摘為難，這真是最精美的散文詩，遠逾徐志摩、聞一多諸人之作，自有新文學以來所未有也。」
二○二二年，以文學評論著名的黃維樑教授在他的《文學家之徑》一書中，指《劍橋語絲》中的一些細膩的書寫體現的是我的「陽陰美學」，是傲立散文界的一種獨特文體；並稱我是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的一種「金光燦爛」的「稀有金屬」。坦白說，讀到張佛千先生的推美，我是很有些醉意的，而年輕我一輩的黃維樑教授的評語，則令我怦然心動，但是使我感動不已的是老輩史學名家牟潤孫教授對我的肯許與揄揚。應該是一九八五年吧，那時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院長，而牟潤孫先生則是中大退休多年的歷史學系講座教授，牟先生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給我一信，信中說：「耀基院長先生：在《明報月刊》得讀大作〈最難忘情是山水〉，為之傾倒，真當代第一文情並茂之作也。予唯有欽慕，而絕無此才力成此類名世之佳製……今午果奉到惠賜之專著《劍橋語絲》，欣感曷勝，真不啻拱璧之錫矣，今世才人難得，才人而兼學者尤為難得，兄以社會學家而兼為才氣洋溢之文人。弟年已七十有八，尚首次見之，故欽佩之情，殊非言語所能形容。平生不妄許人，亦無所求於先生，諒必不以為弟貢諛辭也。」牟潤老寫此信時，已是望八之齡，歲月匆匆，牟老早已仙歸道山，而我竟亦已到了九十之年，重讀牟老舊信，已有隔世之感，但我總希望後世讀「語絲」之人，可以知有牟潤孫這樣老輩學者的不可及的識見與襟懷。
誠然，最令我歡然有喜的是散文家董橋對我「語絲」散文的品題，他對我的散文有特別的偏愛，他在一篇〈「語絲」的語絲〉中品題我的散文為「金體文」，他評「金體文」時說：「這是文學的神韻，是社會學的視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歷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筆底。」實在說，《海德堡語絲》中的十篇「金體文」都是被董橋的快信激勵催促寫就的，那時他是《明報月刊》的主編，這是我之所以視董橋為「金體文」的第一知音。之後，我讀到梁錫華（佳蘿）在 一個「遊記文學」的會議中一篇評論我的《海德堡語絲》的論文。梁錫華是徐志摩專家，也是比較文學的教授，他顯然是一個喜歡「金體文」的人。他說：「『金體文』可誦，有文士德性、哲人頭腦，且有行政高材的社會學家，……『金體文』往往給讀者以啟迪，又豈只松風明月、石上清泉而已。」最後，他在文中評《海德堡語絲》說：「處身在宏麗的文學殿堂，金氏書的金光，無疑會長期閃亮於遊記文學的一角，即使歲月無情，相信也難把它沖刷掩藏。」
毫無疑義，於我個人言，對我一生書寫，特別是學術書寫與藝術書寫（散文與書法）最使我有「知我」之感的是亡友史學大家余英時大兄（他長我五歲）。八年前，二○一七年三月，香港集古齋的趙東曉博士為我舉辦了一場「金耀基八十書法展」，這是我有生以來首個書法展，是年我八十二歲，英時大兄八十七歲，開幕式中，萬想不到在董建華先生致詞後，輪到主禮嘉賓董橋講話時，他從口袋中緩緩取出一紙，竟然是宣讀了余英時託他宣讀的一帖賀文：
「耀基兄的書法是他藝術人生的最圓滿的體現，卻一向為他的學術志業所掩蓋，退休以來十餘年間，書法竟成為他的生活中心，勤習之餘，卓然成家……藝術精神貫穿在耀基兄的全部生命之中，書法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事實上，以他的『語絲』為名的所有散文是藝術的化身，而且他在百萬言的學術論述中，也時時流露出藝術的光芒……。」
英時大兄對我的為人治學，特別是對「語絲」散文的毫不保留的讚許，非深知我、厚愛我者，不能有此文墨。我與英時大兄相知相交四十八年，是有緣，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二○二一年八月一日英時大兄駕鶴仙去，走進歷史，融入星空，我在蒼涼無語中，寫了〈有緣有幸同半世〉六千字長文追念一代史學大家余英時大兄。
聯經的陳逸華先生月前來信，表示《海德堡語絲》計畫重版，並要我寫一新序，這自然是令人高興的事，算來《聯合報》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海德堡語絲》迄今已近四十年之久，在這四十年中，世界以及兩岸三地都已發生巨大變化，我的「書寫人生」則踵事增華，幾無日不在筆墨中上下求索。前面提到，我的散文集《海德堡語絲》亦早於二十年前與《劍橋語絲》、《敦煌語絲》分別在香港、大陸以「三姊妹」的姿態出現於華文天地，一九八六年《聯合報》出版《海德堡語絲》時，我是中年之人，而今二○二五年，我已是老年中的老人；我與當年《海德堡語絲》臺灣讀者睽違已經太久，趁這次重版的機會，我簡略地寫了這篇有關作者的人與書，是為新序。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