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科學哲學與理論建構

自序? 一門課的四十年：我的社會科學方法之路

如果按照一般學科分類，在我的學術界友人心目中，我可以說是科班出身的商管學者。首先，我是1960 年代在台灣第一個獲有MBA的學生，接著又獲有管理領域的Ph.D. 學位，主修行銷，副修國際企業，也是這兩個學會的正式會員。而且，自從1965 年任教以來，六十年來我分別在不同大學中一直都在商管院所任教，我的身分應該算是不折不扣的商管教師。

然而，以這樣的學術背景怎麼會寫出一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書？似乎給人有一種「撈過界」的感覺。事實上，回想起來，算是我的幸運，在我個人受教與任教的過程中竟然有機會闖進這個領域。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加以交代。

首先，在我進入商管學院受教之前，我的大學本科四年所接受的，是經濟系的教育，接著我又接受五年政治研究所的薰陶；這兩個學科所給我的，應該算是屬於社會科學入門教育。其後，在1980年代任教新加坡國大企管學院十年間，雖然我的本職是在行銷學群，並且擔任協調人，但是有好些年，我主動擔任一門必修課「行為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s），教學相長，讓我對於社會科學這方面產生了學習的興趣。

可是真正引起我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學問注意的，還是之前就讀Ph.D. 學位時的事。首先，當我申請Ph.D. 學位時，令我詫異的是，在美國，這是向大學的「研究院」（the Graduate School），而不是我們在台灣所習慣的商管學院申請。一般而言，美國研究型大學都設有這樣一個研究院單位，主管大學內屬於學術性教學和研究以及學位授予事宜。以我就讀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而言，這一單位正式名稱為Rackham Graduate School。這一單位，擁有自己一座以這研究院為名的大樓，位於校區中心位置。凡是攻讀Ph.D. 學位的學生，包括大學內例如經濟、心理、物理這些所有屬於學術性質科系的學位申請、學籍保管和學位頒發，甚至如論文格式以及口試這些事務，都受研究院主管，其中就包括了企管領域的Ph.D. 學位。特別的是，同屬於企業管理這一領域內的MBA學位，卻歸企管學院主管。由此可知美國大學對於學術性教育和專業性教育二者的負責單位和組織是迥然有別。

等到正式上課以後，又發現Ph.D. 學位課程也分為兩類，凡是屬於企管專業課程的，仍在管院上課，由院內教師講授；然而屬於研究方法方面課程，除了第一門基本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到大學內享有國際盛名的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上課外，其他研究方法課，例如資料分析、實驗設計和量表等，則隨性質不同分別到相關見長的學系，如經濟、心理、政治等不同科系上課。

等完成所有博士學位規定課程和論文口試之後，拿到學位證書時，我又注意到，博士學位證書上所記載的頒發單位，也和MBA學位證書不同，後者是商管學院，而博士證書卻仍然是前面所說的「研究院」，涇渭分明。

以上之所以詳細說明親身經歷的修讀Ph.D. 學位過程，目的是為了突出大學對於Ph.D. 學位之設置，就是以培育從事學術研究或基礎研究之人才為目的；這一學位之性質乃是研究為主，而和學科內容（domain area）關係不大。

同樣道理，我也發現，大多數在企業經營或管理理論大師，大部分屬於社會科學學科出身，如經濟、社會、心理之類。舉例來說，大家朗朗上口以需求階層理論著名的馬斯洛（Abraham Maslow）是一位心理學家；又如提出有限決策理論，並獲得諾貝爾獎的賽門（Herbert Simon），以及大名鼎鼎的波特（Michael Porter）也都是經濟學家。

再舉一位對於管理思想和理論享有盛名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他所獲博士學位是國際公法。由此可見，即使屬於商管領域的Ph.D.，他們共同應用的，乃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而不是學科領域方面的知識，只是他們的研究問題，卻和商管理論有關。

由於我個人這種經驗，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心想返國後，一旦有機會設計商管博士學位的時候，也應該將所得到的觀念付諸實施。

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地，在台灣的兩所國立大學，我先後都擔任商管部門的學術主管，一是1976 年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當時這一研究所乃獨立於商學院之外）擔任第二任所長；一是1987 年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成立時首任院長。非常巧合地，這兩所大學也都是在我任內創辦了Ph.D. 學位。因此在招收博士生，給了我有機會將多年構想付諸實現。首先，就在台大創設博士班的當年，就開設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課，由我自己擔任；同時，我也在政大博士班以兼任身分擔任同樣這門課。說來難得，從1987 年迄今已近四十年中，除了在這兩校擔任這一課程未曾中斷外，當我在高雄中山大學、元智大學以及逢甲大學，也都擔任相同課程，這樣算起來，我任教這一門課程的年數，較我擔任商管領域任何其他課程都長。

至於這門課我所採用的教材，在開始幾年，還指定採用美國大學相同的教科書，如Kerlinger, F.N.(1999)、Neuman, W.C.(2009)、Frankford-Nachmas, C.(2014)等。但自近十幾年開始，由於自己從教學中已累積了相當分量的教材，形成一個體系，藉此選取適合教材上課採用。目前這本書，大致就是根據自己這些年來所編集的教材而來。也許這一緣故，使得這本書和一般同類教科書在結構和內容上有相當出入。

首先，讀者將會發現，這本書在科學研究的基本結構上，深受近代科學史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影響，或且更具體地說，就是他在1962 年出版的那本《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中所提出有關「科學哲學與科學典範轉移」理論。依他主張，科學發展並非一個線性累積的過程，而是由科學哲學典範的更迭所推動。

扼要地說，他將科學演進分為三個階段，首先，開始時科學家依據某一典範框架內進行理論建構；其次，當日後發現依觀察或實驗研究結果，持續偏離依原設之典範下之理論，產生科學危機；第三，科學家此時乃發展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用以發展可以支持新現象或實驗之理論。這個過程，孔恩稱之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此一科學哲學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近年來各社會科學領域，對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產生跨時代的影響。本書讀者將會發現，本書之內容同樣深受此一科學革命史觀之影響。

具體言之，本書內容，乃自啟蒙革命以後之量化研究出發，繼而考慮到社會科學本身之特質和自然科學存在有基本差異，因而以較大篇幅探討質性之科學研究方法，包括紮根理論及個案研究。除此之外，為了配合文化環境及背景對於社會科學之深入影響，故有跨文化研究之專章。

最後，鑑於社會科學研究所發展之理論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深遠影響，在宏觀層次，例如經濟科學領域之內的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理論；或政治科學領域內的民主政治理論、共產主義理論，對於人類生活福祉、地球生態永續都造成巨大改變。即使在微觀層次的研究活動本身，也涉及個人隱私及人權問題。尤其近年來在世界上各國學術界與大學所爆發之研究弊案，動搖社會和世人對於學術界之信任與尊重，使得「研究倫理」成為學術界必須重視與努力的重大課題。因此針對此一問題，本書乃以最多篇幅，寫作為本書墊底之專章。

至於有機會能夠將教課內容著述成書，說來卻又是一個「塞翁失馬」的機緣。記得就在2023 年12 月30日週六那天上午，在台中逢甲大學上課時，突然雙腿一軟，發生中風，經急救到接受診療和復健，至今已近兩年。在此期間，很幸運地，身體所受影響，主要在於左肢行動不便，其他大致如常，因此還能夠將閒下來的時間，集中全力，將相關資料整理成書，做這件過去一直想做卻未能做的事，如今終於有這樣一本書面世，也算完成一個心願。

當然個人「塞翁失馬」是一回事，但是「塞翁得馬」都是靠了有許多貴人的相助。除了在醫療和復健方面的醫師和專業復健師外，就這本書而言，最主要的，必須感謝龔鴻裕老師不辭辛勞給我最大的協助。鴻裕是一位大學擔任資訊管理的老師，在這本書的資料整理，查證及撰寫過程中，他大大發揮他在資訊科技和AI 的專長，給我最大的協助。尤其是他的耐心和細心，完全彌補了我行動不便的困難。沒有他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有面世的今天。這絕對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真真實實的陳述！

當然在此也衷心感謝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王力行發行人兩位的鼓勵，他們兩位特別在今年9 月中旬，帶領副社長兼總編輯吳佩穎、副總編輯黃安妮，來到台灣評鑑協會收取本書的定稿。感謝他們的盛情，本書得以安排在今年12 月中旬出版，並且由天下文化社文館副總編輯郭昕詠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完成出版成書的任務。他們都是我一生的貴人。如今在耄耋之年還有機會出版這本極可能是我這一輩子最後的一本著作，可以說我一生最幸運的一件事。

做為一位大學教師，一生能有機會在不同學校擔任同一門課如此之久，也許說是一個異數，由此所產生的敝帚自珍的感受，應該可說是人之常情。

最後也衷心在此表白的，本書之撰作雖已面世，但是深感個人終究學識有限，繆誤之處恐所難免。尚祈海內外先進方正，不吝給予指正，至為銘感。

許士軍

2025 年 11 月 20 日? 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