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缺席的父愛，迷失的兒子：：在父親意象失落的時代，如何成為一個男人？

推薦序１

在父親缺席之後：關於認同與承接的問題

黃天豪◎臨床心理師、新田�初色心理治療所首席顧問

　　在這個看似更開放、更加允許情緒表達的時代，我們或許認為「成為男人」已不再那麼困難。然而，若從臨床與日常經驗細看，許多男性的困境並未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持續存在：用以描述的語言增加了，但內在經驗未必隨之被理解；表達變得可能，但連結仍不穩定。這種錯位並不明顯，卻會使人處於一種可以說、卻未必真正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狀態。

　　在這樣的脈絡下，重新閱讀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的《缺席的父愛，迷失的兒子》，會發現它所指認的問題並未過時。本書立基於臨床觀察與榮格取向的心理分析，試圖描述一種在西方社會中逐漸浮現的現象：當父親在情感、象徵或實際互動中無法成為可依附、可辨識的對象，男性在認同建構上便容易出現不穩定與斷裂。書中所說的「缺席」，不限於身體不在場，也包含情感疏離、威權壓抑，或在場卻無法回應的關係形式。

　　若將這本書放回其歷史位置來看，其問題意識會變得更清楚。一九九○年代初期，全球化與自由市場快速擴張，個人選擇被強調，既有的角色與社會秩序逐漸鬆動，「應該成為什麼樣的男人」開始失去一個穩定的答案。「父親」原本便不只是家庭中的角色，也是一種提供認同參照的結構；當這個參照結構變得不穩定，影響便不僅止於父子關係，而會延伸至個體如何理解自己與其在關係中的位置。

　　三十多年過去，這個轉變並未收束為新的穩定形式。當「男子氣概」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標準，人並不一定因此更容易建立自我理解，反而需要在缺乏明確指引的情況下，自行拼湊出一種可行的位置。從這樣的時間距離回頭看這本書，它的意義也隨之轉變：它既描述一種家庭型態，也記錄一種轉折情境──當既有典範開始失效，而新的位置尚未形成時，人如何經驗自身的存在。

　　作者並未將問題簡化為對個別父親的指責。他明確指出，父親本身也是歷史條件與社會變遷的產物，例如工業化之後父子互動時間的減少，以及文化中對男性情緒表達的限制。這些因素共同形塑出一種代際延續的沉默，使得許多男性在成長過程中難以獲得穩定的認同支持。

　　在方法上，作者透過夢的意象、神話與原型，處理那些難以直接言說的心理經驗。這些象徵並非分類或標籤，而是提供一種理解內在經驗的途徑，使情緒、幻想與無意識得以被接近。當原本零散或難以辨識的經驗，被置於一個可觀看的框架中時，理解才有可能發生。

　　沿著這樣的理解方式，書中反覆指出一個核心現象：當父親無法成為可認同的對象時，兒子往往無法穩定地建立自身的性別認同、自我肯定與人際關係。這些描述來自作者的臨床觀察與理論推論，構成一套以「父子關係」為核心的發展模型。從當代觀點來看，這套模型仍可被納入更廣泛的脈絡中理解，但其所指向的認同斷裂經驗，並未因時代改變而消失。

　　書中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女人是天生的，男人是造出來的」，可以視為整體論述的濃縮。作者的意圖並非提出生物決定論，而是指出：男性認同在心理層面上較依賴後天的關係經驗、社會結構與象徵支持。當這些條件不足時，認同的不穩定便容易持續存在。

　　在性傾向的議題上，本書呈現出一種需要細緻辨識的立場。一方面，作者明確反對將同性戀視為病態，並批判社會中的汙名與恐懼，指出這些反應與男性對自身情感與身體經驗的壓抑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他仍嘗試從心理發展的角度，說明性傾向與認同歷程之間的可能關聯。這種並存的觀點，在今日閱讀時會形成張力，同時也顯示了該理論所處的歷史位置。

　　因此，若將本書放回當代的閱讀場景，其最大的意義，在於讓一個長期存在、卻不易被正面處理的問題浮現：當既有的認同參照不再穩定時，人需要承擔理解自身與建立位置的工作。「父親」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心理與關係中的功能，其核心在於界限的建立、給予肯定，以及將個體引入更廣泛世界的能力。當這些功能在成長過程中未能充分運作，個體往往需要在後續生命經驗中，以不同方式重新建構。

　　本書並未提供快速的解決方案，但其指向相當清楚：理解經驗，辨識內在結構，並鬆動那些長期維持的沉默。在沒有穩定典範可依循的時代，人需要在不確定中維持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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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2

父親缺席：令人痛心的結構性危機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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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書不是在告訴你該怎麼做，而是在逼你正視一個你早已感覺到、卻一直說不出口的問題。

　　這一本書談的，正是當代社會中反覆出現，卻經常被簡化處理的主題──父親的缺席。

　　缺席的父親不僅帶來迷失的兒子，也會帶來迷失的女兒，以及迷失的世代。這並不是一句情緒性的控訴，而是一個橫跨家庭、文化與心理層面的結構性現象。

　　當我們試圖批判父親缺席這個普遍的社會問題時，不能只將責任歸咎於個人，而必須看見更深層的時代條件。當過去作為謀生技能與文化傳承者的角色逐漸從男性身上褪去，父親自然成了一個「失去用處」的陌生人。這並非全然出於道德失職，而是一種世代斷裂下的結果。

　　然而，正是這樣的缺席，使父親的影響變得更加無所不在，也更難被理解。

　　在這裡，父親所代表的，並不只是血緣上的父親。他同時象徵著一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自信、文化的認同、承擔風險的勇氣，以及跨出家庭邊界的能力。當這個角色無法被承接時，迷失便成了一種集體經驗。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一個變動劇烈、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人能完全勝任這個位置，而這正是許多女性對父親、對男性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我們往往將「找不到指引者」的挫折，要求某一個具體的人來負責，卻忽略了這原本就是結構性的困境。

　　於是，挫折以另一種形式蔓延開來。人們或者透過網路遊戲、短影音、追劇、玄幻小說來麻痺自己，或者將不安與憤怒投射到外界，一邊羞辱意見不同的他人，一邊躲藏在同溫層中尋求保護。

　　真正願意走向個體化的人少之又少。矛盾的是，我們不敢成為自己的老師，卻又希望別人成為自己的學生。結果便是相互指責，認定對方都在投射陰影，而自己則是可憐的受害者。

　　這種自憐帶來的滿足，背後往往藏著隱蔽的自戀。而內省能力的缺乏，正是父親缺席所留下的空洞。和多數人的想像不同，只有真正有自信的人才能內省，因為他們內在存在著一個穩定的核心，使其不必時時依賴外界評價來確認自身價值。

　　榮格心理學將這個核心稱為自性（Self）。

　　只有當一個人內在站得住腳，他才能直視自己的錯誤而不怯懦。否則，便容易藏頭露尾，或以誇大的姿態掩飾不安。就像對自己愛得太少的人，往往無法給出真正的愛；對自己缺乏真實信心的人，也難以承擔自我修正的痛苦。

而父親，正是為孩子立下這個自信與認同錨點的重要角色。固然，在今日的社會中，女性同樣可以承擔傳統由男性負責的工作，為孩子介紹外在世界；但父親的存在，仍然提供了一個無可取代的心理功能──他為孩子帶來一個具體的危機，一個足以與之爭奪母親的競爭者。

　　「原來我不僅是媽媽的孩子，也是爸爸的孩子。」

　　「原來媽媽不僅愛我，她也愛著爸爸。」

　　這個嘴邊毛茸茸、氣味與行為都迥異於母親的人，將孩子從母子關係的兩人世界，引入由親子共同組成的三人世界。伴隨著嫉妒心與興奮感一同出現的，是孩子自我的分化。

　　如果這個過程運作得當，孩子將逐漸成為一個不畏懼挑戰、不畏懼身體接觸與情感連結的人。對許多長期受自卑與情感斷裂所苦的現代人而言，這幾乎是一個未曾抵達過的天堂。

　　當這條路未能被走完，內在的需求並不會消失，而是轉化為更迂迴、甚至更危險的形式。許多男性必須透過健身、闖禍、挑釁、自找麻煩或找他人麻煩，才能將自己從與母親的臍帶關係中切斷。

　　青少年幫派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一群在學校與家庭中最反權威、反秩序的人，卻費盡心力建立出一個最權威、最體制化的團體。打著自由的旗號反自由，這樣的弔詭，經常出現在那些失去認同的人身上。

　　這同時也指向了一種「活在當下」的能力。當這種能力缺失，人便容易對資訊成癮，貪婪地讓自己沉溺於新聞、影片與評論之中，深怕錯過任何一個訊息，即便那些內容對其當下的人生毫無實質意義，反而使人遠離自己的身體與生活。

　　於是，失去父親的人，也往往失去了推開靈性大門的能力。

　　對他們而言，靈性經驗只是另一種必須推翻的權威；而靈性所指向的親密連結，則會威脅那個尚未穩固的自我。他們害怕將自己交付給當下，害怕真正地存在，因此活得焦慮而痛苦。

　　缺席的父親不僅帶來迷失的兒子，也會帶來迷失的女兒，以及迷失的世代。這本書所觸及的主題古已有之，卻在當代顯得格外迫切。在相關著作之中，少有作品能如此令人痛心，又如此清楚地揭示危機的深度。

　　在無法撼動時代精神的情況下，個體化仍然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你難道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良田，可以孕育出你想要的一切？」

　　榮格在其私密的個人日記《紅書》中寫下了這段話。我們或許錯過了父親──而這並不完全是他個人的錯──但我們不必因此錯過自己。

　　當我們收回對全能父親的投射，轉身向內，在相對安全的環境或關係中接觸自己的陰影，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成長之路，便會逐漸展開。迷失，將在那裡緩緩化為肯定，而你所付出的每一分練習，都不會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