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鍥而不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五卷

序：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提及寫作的四點動機：純粹利己主義、審美熱情、歷史衝動和政治目的。他最想做的是使政治性寫作成為藝術。「我的出發點常常是一種對不公正現象的不平之感。當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我並不對自己說，『我要寫出一部藝術作品』。我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想揭穿某些謊言，我要引起人們對某些事實的注意，我的初衷是讓人們傾聽。」

對於歐威爾而言，寫作是反抗形形色色的極權暴政的方式之一，也是他最擅長的方式。當然，反抗極權暴政還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拿起槍來反抗，他曾這樣做過，一顆子彈險些奪走他的性命；又比如，加入社團和政黨，但他最終對「群氓」失望而離開；再比如，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但又如何保證不淪為另一種「普魯士的正步」（那是習近平這樣的暴君最喜歡的東西）？

無論如何，反抗都是一種艱難的選擇。歐威爾引用彌爾頓《失樂園》中的詩句來生動地描繪道：「所以他艱難而吃力地�向前：他艱難而吃力。」從來沒有不付出代價的抗爭。「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中記載的每一位抗爭者都「艱難而吃力地」前行，義不容辭，風雨兼程，以卵擊石，無所畏懼。他們如同填海的精衛，移山的愚公，揮舞干戚的刑天，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所記錄的人物中，超過六成都遭受過或長或短的牢獄之災—甚至有人超過一半的人生都在牢獄中度過，如本卷記載的坐牢二十六年的「六四暴徒」苗德順。對於某些人而言，六四是獲得「六四血卡」的「便宜法門」，六四甚至是一輩子吃香喝辣的「免費飯票」，但對苗德順而言，六四是恥辱的烙印，是苦難的開端，他因為那一刻的義憤而承受永無休止的折磨虐待，直至精神失常。他被遮蔽，被冷藏，被遺忘，但他比那些在媒體上誇誇其談的六四明星更讓人肅然起敬。記載苗德順這樣的真英雄的故事，就是歐威爾式的寫作的一部分。

無權者的反抗是可能的。哈維爾指出，在意識、良知以及存在的層次，堅持在真實中生活，並且基於責任感和信任感，經由互助合作的道德力量支撐起一個隱祕的運動空間，即與黨國平行的社會獨立生活世界，然後同時展開社會啟蒙，等待社會意識的普遍覺醒，等到人們普遍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於後極權主義體制的荒誕形式展開全面性的反抗，黨國則將會在瞬間土崩瓦解。本卷中所記載和表彰的反抗者，就走在這樣一條反抗之路上。

美國社會學家和政治家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說過：「如果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看到那裡的報紙上全是好消息，我可以打賭，這個國家的好人都在監獄裡。」本書所記載的絕大多數抗爭者的名字（或者抗爭者的言論和事蹟），都是中國官方媒體上被404的「敏感詞」。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受到過中共極權政府各種形式的打壓：或被黨國封殺，或被愚民圍攻，或施以霜刀雪劍，或被迫流亡異國他鄉，或在家鄉「內在地流亡」。但他們從來不曾放棄，儘管不是每一個反抗者都能堅持走到黑暗的盡頭，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悅與勝利的果實，但「我反抗，故我存在」，反抗本身就是存在的證明。如魯迅所說，人生「不過是與黑暗搗亂」，讓黑暗不能如此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在此意義上，反抗不是一時一地的反抗，而是一生持之以恆的事業，正如《荀子．勸學篇》所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理應用更多時間、精力、熱情和敬意，記錄抗爭者的故事—這種寫作，本身亦是一種抗爭。

在本卷中，女性抗爭者多達二十一人，接近總數的一半，為前五卷中人數最多者。她們包括：女作家徐曉、方方；草根維權者劉萍、陳明玉、唐慧、丁燕；忠於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維吾爾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和她的學生、致力於研究維吾爾歷史文化的漢族學者馮斯瑜；藏族女尼及宗教信仰自由捍衛者阿旺桑卓；法輪功修煉者孫茜、林耶凡；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由家庭婦女走上維權之路的王峭嶺；追隨林昭道路的大學老師盧雪松和同樣追求教育獨立和言論自由的小學教師李田田；人權、女權及性少數權益捍衛者李婷婷和郭藝；新聞自由捍衛者李婷玉；香港民主運動積極參與者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並反對中共暴政的日本年輕一代政治活動家平野雨龍??其中，曾被關押或正在被關押乃至多次被關押的有徐曉、劉萍、熱依拉．達吾提、馮斯瑜、孫茜、陳明玉、王峭嶺、盧雪松、唐慧、阿旺桑卓、丁燕、李婷婷、何潔泓、李婷玉、袁嘉蔚、李田田、孫曉嵐、郭藝等十八人，多人在看守所、監獄和精神病院中遭受過酷刑虐待。

劉萍說：「我無罪，我所追求的每一步，都是依法走向公平、自由、民主。我在踐行我所信仰的。歷史會宣告我無罪！感謝主！我愛我這片生我養我的國土，我愛我的同胞！」王峭嶺說：「我的維權是被迫，我又明白正是大多數人不明白維護自己公民權利，所以才有今天越演越烈的態勢。有個律師朋友說，『709事件』是把女人們逼出家門。沒錯，是這樣。如果可能，我倒寧願做個家庭主婦。可事實是，在現在的中國，家庭婦女也不得不走向維權之路。」盧雪松說：「以愛戰勝心中的恐懼與仇恨，這一過程艱難而有價值。從愛出發，我相信所有人的神聖權利是完整的一體，它們關乎人間的公義和基本秩序。」李婷婷說：「對於我來說，做一個體制的受害者，不斷的訴苦反而讓人覺得沒有力量，而我則希望有了這樣的經歷之後，不忽視它，不輕視它，在女權運動這條路上一路走下去。」袁嘉蔚說：「任何人只要下定決心，勇氣就可能培養出來。如果在打擊或受苦下沒有屈服，那麼每度過一次，勇氣就自然增加幾分。」孫曉嵐說：「我將永遠敝開心窗，保持對他人關心，承擔代價後早日回歸自由、愛我的人身邊，未來我將會繼續活在真相當中，過光明磊落生活。」這些宣告，擲地有聲，金聲玉振。

中國女子的堅毅勇銳，確實是巾幗不讓鬚眉。2022年5月30日，人權組織「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發布了《她們：正遭關押及曾被關押的295位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報告》，該報告匯集了近八年來入獄的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簡歷及案情資訊。報告指出，中國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在爭取言論自由權、宗教信仰權利、性別平等權、生存權、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健康權、少數族裔平等權等領域進行著艱難而勇敢的抗爭，她們抗爭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人們對當下狹隘的女權概念的認知。監獄是中共當局鎮壓人權捍衛者的最後之地，裡面充滿了羞辱、虐待、酷刑和死亡。而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以難以想像的勇敢面對這一切：「她們以最決絕、最勇敢的方式展現著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堅強不屈的高貴品質。對她們，我們除了仰望與致敬，剩下的就是為她們的自由而呼籲吶喊，並且和她們一起為人權事業而奮鬥！」

根據由「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發布的「中國良心犯資料庫」統計，截至2024年3月6日，中國共有3198名政治犯，包含1668名女性，其中756人被定罪服刑中，47人刑拘候審—女性政治犯超過總數的一半。2024年3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將八名中國女政治犯列為特別關切案例，其中包括：因報導新冠疫情遭關押近四年且再次被捕的公民記者張展、民間組織「中國人權觀察」創始人徐秦、因發布中國疫情照片遭判刑八年的法輪功學員許那（又名許娜）等—在「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前幾卷中，已詳細記錄了這些人物的故事。

以地域和國族而論，本卷中收入八位香港抗爭者，就單一區域來說數量第一。他們是：李卓人、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梁啟駿。另外與香港關係密切者還有：曾經或仍然在香港任教的學者吳國光和馮客，以及「日本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第一人」平野雨龍。

在香港抗爭者中，有親歷六四而一生為之改變的泛民陣營前輩學李卓人，他的妻子、同樣是工運積極活動人士的鄧燕娥在探監路上被捕；有網上辱習辱華的中學生、香港最年輕的政治流亡者梁啟駿；有用電影和漫畫為武器抗爭的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亦有在反抗運動前線打拚的何潔泓、孫曉嵐。毋庸諱言，香港的反抗運動因「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悲壯地失敗了，香港將陷入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然而，反抗的力量並未滅絕，而是如地火般隱藏、醞釀，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說：「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本卷也收入迄今為止該系列寫到的第一位澳門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澳門第一名政治犯—區錦新。原本對中共和祖國抱有幻想的區錦新，因六四屠殺而一夜之間被點亮了眼睛。此後，他為澳門的民主、民權和民生打拚了大半生，並因此身陷囹圄。區錦新是真正的澳門之光，他以他的失去自由而賦予澳門這座東方賭城一抹不同於燈紅酒綠的亮色。

本卷也收入美國人康原、荷蘭人馮客、台灣人李孟居、日本人平野雨龍等四位「中國人民的真朋友」。中共所宣揚的「中國人民的朋友」，通常都是史諾、季辛吉等「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為中共的暴政塗脂抹粉，他們是幫凶、幫忙和幫閒，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民的敵人」。而真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必然站在被壓迫被凌辱的中國人民一邊，站在自由、民主、人權價值一邊：康原放棄風生水起的商業領域，創建「對話中國基金會」，致力於改善中國政治犯、良心犯的獄中待遇及為他們爭取自由；馮客以歷史學家的如椽巨筆，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三部曲」等作品，戳穿「革命」和「解放」的謊言，還原其暴虐、骯髒、齷齪的真面目；李孟居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在中國深陷黑獄，身不由己地上了四年的「人權大學」；平野雨龍眼睜睜地看著香港淪為警察城市，在街頭大聲疾呼，喚醒沉睡的日本人，對抗中共對自由世界的蠶食鯨吞??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有賴中國人自身的覺醒和奮鬥，但也離不開這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際友人的雪中送炭、拔刀相助。

長久以來，自由世界低估了極權中國對人類的危害—極權中國源源不斷地輸出革命、屠殺、病毒、芬太尼和劣質的人口，「黃禍」的預言正在應驗。自由世界也低估了中國的民主化對人類的價值。如果中共政權崩塌，北韓、伊朗、哈瑪斯、委內瑞拉等邪惡國家豈能偷生？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全球化」的事業，中國的民主化將大大改變全球範圍內自由與專制的力量對比，將人類帶入風雲激盪的全球民主化「第四波」。

六四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和分水嶺。許多人的人生因此而被改變和斬斷。史學大師張廣達不願在刺刀下治學，毅然離開淪為屠場的北京，在法國及歐美諸國繼續其學術生涯，晚年落腳台灣，傳遞學術薪火；吳國光本來是短期出國訪學，因六四而「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山重水複中柳暗花明，於學術道路別開生面；孫立勇在六四後繼續抗爭被判重刑，流亡澳洲後創立基金會，默默幫助六四受難者及其子女；苗德順因「縱火」被判死緩，坐牢二十六年，以鋼鐵意志絕不屈服、絕不認罪，乃是俠之大者；六四學生徐光在三十多年間不屈之不撓地以組黨等各種方式抗爭，實踐了當年「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的誓言??時光荏苒，多少人改旗易幟，多少人背道而馳，多少人沉默是金，他們卻一直走在光榮荊棘路上，如抗爭歌曲〈海闊天空〉所歌唱的那樣：「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撰寫抗爭者系列，也是尋找自由人權的行動史和思想史上的「被失蹤者」。本卷中，在六四之前十多年，在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時代就投身民主運動的，就有毛慶祥、王輔臣等人，他們不應當被「無物之陣」所吞噬。就「被失蹤者」而言，即便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有很多草根抗爭者幾乎不為外界所知，本卷所記錄的陳樹慶、李化平、陳明玉、唐慧、盧昱宇、任自元、堅果兄弟、袁奉初、王建兵、梁太平、曹海波、李婷玉、李田田，大都是中國的「隱形人」。讓他們被遮蔽、被消音的事蹟「大白於天下」，正是「我為何寫作」的動力所在。

當然，作者並不見得認同筆下每一個抗爭者的所有言行及思想，而不同抗爭者之間的分歧和爭辯也無需諱言。比如，作者尊重並認同女權主義的部分論點，也認為女性有權突破男權和父權的社會結構，爭取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環境，然而，作者並不認同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轉向追求LGBTQI+（多元性別認識：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Transgender跨性別者，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Intersex雙性人，+表示其他更多自我認同可能），後者可能導致對女權運動本身的顛覆—自我性別認定為女性的男性進入女性廁所和更衣室對女性施暴，參加女性體育競技造成對女性基本權益的碾壓，結局是事與願違。比如，作者不能認同法輪功等一系列新型宗教或修煉團體的做法，他們雖然反共，但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而與共產黨「精神同構」。但是，作者仍然願意為每一個因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而受到中共政權迫害的人士發聲，並如實記載這些領域的抗爭者。任何人都應當因為法律範疇內的言論和思想觀念的表達而受到威脅和迫害。

在當下的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越來越多，包括此前的功成名就者和既得利益者：身為億萬富翁、民營企業家的孫大午勇於探索民主憲政、共同富裕之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一度被央視宣揚、成為雜誌封面人物的律師郝勁松，因揭露家鄉環境汙染的危機也遭判重刑??他們的遭遇顯示，在中國，愛自由、說真話，就意味著將自己置身於危險的境地，無論腰纏萬貫還是名滿天下，都可能成為黨國鐵拳打擊的對象。然而，既然「每一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抗爭者已遍及每一個階層、每一片國土，中共即便將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水潑不進，針刺不進」的大監獄，也無法剪除每一雙想飛的翅膀。

1966年，美國總統羅勃．甘迺迪訪問南非開普敦演講時說：「正是無數充滿勇氣和信念的行動塑造了人類歷史，每當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理想，或採取行動改善他人的命運，或起身反抗不公正，他發出一絲希望的漣漪，這些漣漪從數百萬個不同的能量和勇氣中相互交叉，形成一股洪流，可以沖垮最強大的壓迫和抵抗之牆。」我們期盼，反抗中共暴政的抗爭者們激發的漣漪，將匯聚成驚濤駭浪，摧枯拉朽，一往無前。

在抗爭者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推牆努力之下，在「總加速師」習近平的「加速」和「助攻」之下，中共政權已是四面樹敵、四面楚歌。雖然習近平渴望活到一百五十歲，然而，「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習近平和他代表的政權已然來日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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