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大戰將至：當強權競逐失控，歷史如何預警下一場世界危機

推薦序

以史為鑑：一戰的啟示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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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歷史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所著的《大戰將至：當強權競逐失控，歷史如何預警下一場世界危機》是一本以古鑑今的警世之作，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今日的世界戰雲密布，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在二○二一年五月的一期封面上，曾把台灣標示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戰爭。從那之後，戰火先在烏克蘭點燃（二○二二年二月），接著又出現在加薩（二○二三年十月）和伊朗（二○二六年二月），而台海風雲緊急，並不因為戰爭在地球的其他地方爆發而獲得任何安全的空間。相反地，身處一個戰火處處的世界，更讓我們如履薄冰，希望不會步上烏克蘭或是中東的後塵。此時從歷史了解戰爭爆發的原因，並思考如何可以避免戰爭，就具有極大的意義。《大戰將至》就是寫在這個關鍵點上。

對於今日緊張的世局，一般可以看到三種歷史的類比：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以及冷戰。一次大戰和當今的類似之處，是都出現了對既有霸權的挑戰者。一戰之前英國是霸權國，在整個十九世紀執世界之牛耳，但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卻被新興的德國快步趕上，這自然引起兩個國家的劇烈競爭，而成為一戰爆發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英國和德國的關係，就像是今天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而快速崛起的中國對於既有霸權美國的挑戰，也被認為可能會觸發戰爭。此種霸權與新興強權逐霸而導致戰爭的說法，在國際關係學界通常被稱之為「權力轉移理論」，或是「修昔底德陷阱」，後者因為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曾加以援引來描述今日美中爭霸的世界，而在台灣廣為人知。如果採用這個觀點，那麼和今天最為相近的歷史時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而這也就是《大戰將至》的論述主軸。

除了一次大戰之外，也有許多人以為今日的世局和兩次大戰之間的「戰間期」非常類似。在二次大戰爆發前的那段時期當中，先是各國的貧富懸殊加劇，接著經濟大恐慌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動盪，成為右翼民粹主義勃興的溫床。在民族主義的激情當中，各國一股腦地投入軍備競爭，甚至發展出榮化戰爭的意識形態，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在一戰結束短短二十年之後，人類又捲入另一個慘不堪言的戰禍。今日的世局，明顯地也與戰間期類似，因為新科技的迅猛發展，快速地將社會分化成兩個階級，各種分配指標不斷惡化，而世界金融危機與COVID的全球疫情更加速了社會的動盪。一如在戰間期所出現的情況一樣，各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勃興，把人民的苦難歸因於外國的邪惡陰謀，並競相爭取本國的榮光。此種狀態，當然會加劇各國的衝突，並使戰爭更為可能。

第三個普遍流行的歷史類比是冷戰。冷戰的特徵是兩極體系與核子武器下的恐怖平衡。今日美中的國力遠遠超越其他國家，並且在各個領域進行角逐，非常類似當年美蘇之間的競爭。今日的中國雖然沒有如美國所領導的那種強固的聯盟體系，但也在不斷地擴展其全球影響力，透過各種雙邊和多邊的安排來建立以本身為核心的集團，因而使世界趨近兩極體系。另一方面，中國也快速地發展其核子武力，以展現威懾實力，試圖嚇阻美國，使其遠離北京核心利益的範圍。在此種情況下，冷戰二．○之說乃不脛而走。

在這三種歷史類比當中，作者認為一戰是最為恰當的。這是因為英德爭霸是那個時期的主軸，正如同今天的美中爭霸，因此最值得我們深入觀察，以尋找出當時有可能防止一戰產生的因素，並運用到今天。至於戰間期的社會動盪和民族主義與民粹情緒，這在一戰前也有，而冷戰的兩極體系，則作者認為尚不存在於今日。

既然認定一戰前的歷史時期和當今具有最大的類似性，作者便從三個方向深入剖析一戰爆發的原因，並探討這些因素是否同時存在於今日。一戰與當今最大相似之處在於霸權與新興強權之間的競爭，然而對於作者而言，這僅是起點。更重要的是第一、當事國如何看待此種競爭態勢（認知），第二、他們的恐懼、憤怒與挫折（情緒），以及第三、在事態演變的過程中出現了怎樣的決策，從而導致最終大戰的爆發（決策）。我們在這裡看到一位歷史學者和社會科學家不同之處：歷史學者想要對於事件盡量進行完整的解釋，包括納入認知、情緒和偶發的因素，而社會科學家則希望能夠執簡御繁，發現結構性的規律並進行解釋。因此作者在本書中對於一戰前的世界進行了細膩、深入而豐富的解說，而一位研究國際關係的社會科學家則會更有興趣藉著對一戰和類似的戰爭歷史進行歸納，得出修昔底德陷阱之類的一般性理論。二者顯然各有所長，但歷史學者的視角無疑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看到人性，這也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沿著認知、情緒和決策三個部分展開。就認知而言，本書細膩描述了世紀之交大英帝國在無法維持對其競爭者的絕對優勢時，出現種種民粹的想法，包括認為國家已經從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燦爛倒退到無能與腐敗；精英出賣了人民，把資金投向海外，導致本土工作機會的喪失；而新移民湧入，更搶走了英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對手德國，正在透過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包括間諜與滲透，來謀取利益，並快步趕上。一戰前的英國又因為本身產品在市場上逐漸失去優勢，因此政治人物開始鼓吹拋棄主張多年的自由貿易原則，而轉向關稅保護主義。這些現象和今日美國在面對中國大陸競爭時如出一轍，足見相同的情境會催生出類似的認知反應。在另一方面，剛統一的德國雖然國勢日盛，而對英國出現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但是對於本身的力量增長卻並沒有信心。在接近一戰時德國經濟出現了成長趨緩的態勢，因此產生了當下可能就是與英國力量對比最有利時刻的想法。此時不戰、更待何時，這成為發動戰爭的重要認知基礎。一戰前德國在鋼鐵、化工、機械工具和電器產品等關鍵領域都超過英國，但成長速度放緩。同樣的情景也在今日的中國出現，由於憂慮美國的貿易戰對本身的成長造成長期的不利影響，因此雖然在許多製造和科技的關鍵領域已經實現對於美國的趕超，但是憂慮優勢可能不再，因而陷入思想泥淖。古今類似之處還出現在今日的俄羅斯，其認知心態像透了當年的奧匈帝國，都是曾引領風騷、而今頹勢明顯的老大帝國，要靠著依附新興強權而勉強維持。這是當年奧匈對德國的心態，也是今日俄羅斯對崛起中國的心態。

就情緒而言，本書探討新興強權（一戰前德國、今日中國）的崛起對既有霸權（一戰前英國、今日美國）所引發的憂慮、恐懼與怨懟。一世紀前的英國人不習慣看到自己國家在任何領域退居次要地位，即使是販夫走卒也會因為泱泱大國榮景不再而憤懣不已，這與美國今日的情形如出一轍。如此的社會心態使得善於利用群眾心理的政治人物趁勢崛起，如當年英國的張伯倫和今日美國的川普。由於發現自身相對衰落，既有霸權對於長久以來的國際角色開始缺乏信心、充滿猶豫，但是對於造成自身憂慮來源的新興強權則一致地表現憤怒。英國質疑德國是透過國家的貼補，甚至是以工業間諜的方式，不公平地實現經濟的趕超；美國對於中國的質疑如出一轍，指控中國是透過貼補、非關稅壁壘和強制技術轉移來為本土企業創造不對稱的優勢，這些都讓人們憤懣不平。最嚴重的是，無論當年的英國或是今天的美國都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這使得勞工大眾將箭頭對準外國勢力、主張貿易自由化的國內精英，以及移民，至於社會與經濟本身的問題則反而放在一旁，無人聞問。憂慮、恐懼和怨懟不僅出現在霸權國，也出現在挑戰國。無論在一戰前的德國或是今日的中國，一樣經歷著成長趨緩、社會分化嚴重的現象，因而人心浮動，想要找到對象宣洩。此時在崛起國中瀰漫著一種心態，認為禍源就是發起圍堵的霸權國。在雙方對抗加劇的情況下，很容易便出現了對於國家和軍力的崇拜，認為這是民族的精髓，從而刺激了戰爭的準備。民眾的觀點與對於國內政治的影響力，可以在關鍵時刻決定和戰。如果猜忌與對抗成為民意的主軸，則理性的政治領袖也很難為國際風險發出警示，或緩解國際緊張關係而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決策而言，本書在詳細參考了一戰的實例後，強調的是應該要能夠為當前導致衝突升高的議題，達成暫時性的協議。這不是強求各國觀點一致，或是訴求道德與價值，而只是務實地避免慘烈的戰爭。因此重點不是要求領導人放棄自己的價值觀或政治生存原則，而是需要正視戰爭以外的可行選項。這是因為大國戰爭可能帶來千百萬人喪命，與人類發展的嚴重倒退。此一恐怖的末世景象在百年前的一戰中出現，也很可能在我們的眼前重現。一戰的案例顯示兩個主要的教訓：戰爭科技使得速度與先機至關重要，而聯盟體系代表戰爭一旦爆發則必然擴大。在重大危機的壓力之下，由於各國擔心喪失先機，因此沒有給予外交足夠的機會與時間，便匆忙地發動先制攻擊和依計畫擴大戰爭範圍，此為攻勢至上主義，希望能夠增加己方的勝算。此種面對危機的方式，代表在關鍵時刻決策者缺乏對於戰爭毀滅性的認識，以及對於和平價值的輕忽。他們甚至因為顏面和威信的執著，而不惜將國家投入慘不堪言的戰禍。

當然古今必有不同，一戰之如今日不是精準復刻，而是一面富有啟發性的映照。本書以一對一的方式，把導致一戰發生的經驗細膩地對照到今日世局，點出了二者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及或可避免情勢惡化的因素。書中所論今日可能引發大戰的危機，首推台海。類比到一戰，台灣像是阿爾薩斯（民族主義與領土爭議）、波士尼亞（兩聯盟集團的相爭焦點）和比利時（關鍵的戰略要衝、大戰的引信）的揉合，等於是將三重爆炸的威力累加在一處。如果要避免台海戰禍、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使不能改變權力轉移的結構，也應該從了解心理著手，在認知、情緒到決策的路徑上爭取和平與避戰，而不是如喪屍般地走向戰爭。這裡可做之處甚多，從增強自我判斷的能力、拒絕命定式的認知、開啟想像的空間，到拒絕民粹的心理和堅持理性的抉擇。當然，這些動作對於大國而言尚且困難，對於小國來說更不容易，因為小國可能認為本身能動性有限，只能被動地接受局勢的演變，因此和平的責任在大國，特別是具有侵略企圖的大國，而非小國。然而大國相爭爆發點經常是在小國，例如一戰的塞拉耶佛事件觸動者是塞爾維亞，而另一方面，小國在戰爭中受創自然更為深重，甚至可能亡國，因此處於關鍵位置的小國（例如集阿爾薩斯、波士尼亞和比利時於一身的台灣），既有能力、也有絕對的必要以臨淵履冰的心情，來避免戰爭的爆發。至於具體如何做，第一步便是發展和平研究，了解戰爭爆發的原因，以及避戰的可能方式。本書就是非常深刻的和平研究大作，而作者也懍於戰爭的可怖，希望能以其研究喚醒眾人的注意，從而為避免戰禍盡其心力。《大戰將至》，值得國人細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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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序

身處風暴核心的島嶼

在大半生的職涯中，我經常造訪台灣，也始終反覆思索這片土地。作為一名專研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歷史學者，數十年來，我持續研究強權如何崛起、如何走向衝突，偶爾又如何從對峙邊緣後退一步。因此，我始終明白，台灣海峽正是那些歷史衝突懸而未決的場域之一。這裡既是二十世紀未竟之事與二十一世紀風險的交會處，也是大國角力最真實的縮影。

當我提筆撰寫此書、思考可能的讀者群時，思緒總是不斷回到台灣。在我看來，這座島上的人們，對於大國競爭真正意味著什麼，比世上多數地方的人更為清醒，因為他們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現實之中。

請容我直言，常被戰略與國際關係抽象論述掩蓋的一個事實是：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締造的成就，著實非同凡響。這座島嶼從一個威權統治下的貧困農業社會，成長蛻變為全球最先進的工業科技經濟體之一，這段經濟轉型的歷程，遠比外界所關注的更值得細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今以四十年前無人能預料得到的方式，支撐著全球經濟的命脈。然而，更震撼我的是它的政治蛻變。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的民主轉型，並非一帆風順，也不是理所當然的結果。那既來自民間持續不斷地推動，也得力於部分領導階層接納變革的意願，更必須承認，關鍵時刻的領導人選擇了克制，而不是鎮壓，這實屬台灣之幸。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今日的台灣都是世上最民主的地區之一：它的選舉很競爭、媒體很自由、公民社會活躍，且以各種恰當方式展現其批判性。本來理所當然的事，之所以值得特別指出來，是因為國際社會在討論台灣地位時，往往基於外交上的顧慮，而刻意模糊此事。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我們面臨的世界，令人不安地愈來愈像一百多年前，也就是一九一四年全球大戰爆發前那個年代。如今多個強權並存，競逐影響力與主導地位。民族主義幾乎在各地升溫抬頭。過去兩代人逐步走向自由化的貿易，如今愈來愈受到限制。各國領導人一邊宣稱渴望和平，一邊卻在為衝突做準備。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系列領土與政治爭端——台灣正是其中最危險的核心。在誤判與恐懼交錯催化之下，完全可能引爆一場誰也不想要的戰爭。我不是在危言聳聽，說這場戰爭無可避免。歷史從來不是宿命。但眼下浮現的種種跡象，確實讓我深感憂心。

如果台灣海峽爆發戰爭，將是一場多數人不敢正視的浩劫。戰火不會局限於台海周邊。美國幾乎必然會被捲入。日本基於自身防衛承諾與地理位置，也不太可能置身事外。全球貿易航線有相當大的比率會穿越台灣周邊海域。現代經濟高度依賴的半導體供應鏈將毀於一旦。而被埋葬在這一切之下的，是花費了半世紀才打造出來的成果：一個由兩千四百萬人建立起來的繁榮、開放、民主的社會。我不確定，掌權者是否真的認真想過，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中，我學到的最深刻教訓，就是不對話的代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週、幾個月裡，歐洲列強大多並非蓄意開戰——他們只是在回應事態、履行承諾、按照既定時間表行動，同時揣測對方的下一步，而這些揣測最終被證明全是錯的。溝通機制已經崩潰，或者說，從來沒有足夠扎實的溝通來承受當時的壓力。對手國家之間若保持直接、私下、常態的接觸，並不是在示弱，也不是認同對方立場，那是避免爭議升級為戰爭的必要條件。今天，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美國之間的關係。無論台北與北京之間的政治分歧有多深，涉及主權、認同與合法性等糾結難解的問題，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都必須保持暢通，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持續加以擴展。

這意味著，除了官方接觸，海峽兩岸的學者與學生要能互訪；還要有商業往來，使雙方人民打心底覺得維護和平對自己有好處；並推動文化與民間交流，讓彼此不再是抽象概念或潛在威脅；更要緊的是建立軍方與軍方的溝通管道。當兩支武裝力量隔著狹窄的台灣海峽對峙，卻沒有可靠的聯繫機制，這絕非戰略姿態，而是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引信。美國與蘇聯深知此理，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後，建立了熱線與互信措施，避免冷戰升高為真實戰火。反觀今日的台海卻不存在類似機制，這一點值得各方警惕。

嚇阻也很重要，我要在此開誠布公。自一九五?年代以來，美國扮演關鍵角色，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敢輕易對台灣動武。其中一部分仰賴戰略模糊，也就是刻意不表明華府在台灣遇襲時會如何介入；另一部分則來自美國在區域內部署的軍事力量。我認為美國的角色至今依然不可或缺。然而，嚇阻並不只是美國的作為或言論，也取決於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要讓任何軍事冒進的代價高到不值得嘗試。近年來，台灣已在這方面加強投入，這應該獲得支持。美國和其他國家應明確表達，台灣可以取得其所需的防禦系統，如反艦飛彈、防空武器、無人機，以及強化過的基礎設施。只要能靠自我防衛、撐得夠久等待國際社會介入，就不容易成為攻擊目標。這不是挑釁，而是常識。

然而，這些都未能觸及根本的政治問題，也就是兩岸的長期關係究竟會是何種面貌。儘管維持現狀是目前的最佳解方，但我不認為兩岸關係可以永遠混沌不明——靠戰略模糊和威懾勉強維持的軍事僵局，既沒有共同的政治框架，也沒有處理層出不窮爭議的管理機制。這種局面完全建立在不出大錯的假設上，而對於寄望於此等僥倖的人，歷史從來吝於給予慰藉。

我知道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恐怕各方都不認同。但在我看來，當政治條件成熟，唯一能永久穩住兩岸關係的安排，是某種鬆散又具協商性質的邦聯形式，這既能讓雙方各自保有其政治制度、防衛能力與身分認同，又能建立一些共同機構來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不是北京主張的統一，也不是已證明無法維持自治的香港模式，而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兩個實體各自擁有自己的政府與自我防衛能力，同時也有各自的社會運作方式，透過約定機制，就共同關切的事項進行協商。中國大陸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私下提出類似構想，儘管遠遠偏離了官方立場。當然，現階段想推動此類安排，政治條件還不成熟。但政治情勢會改變，畢竟台灣也經歷過幾乎無人預料得到的轉變。

我在本書中反覆強調，研究歷史並非為了證明災難無可避免，而是要理解哪些因素能讓災難更容易或更難以發生，進而幫助人們做出明智抉擇。一九一四年夏天發生的一切，並非命中注定，它是結構性壓力、長期積累的恐懼與怨恨，以及在最後幾週的關鍵時刻，當時的領導人未能展現應有擔當等諸多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這些模式不僅可以被辨識，只要用心，也能夠打破。這就是本書的重點。因此，我相信這本書正適合台灣讀者，你們已在自己的歷史中展現，只要憑藉努力與決心，就能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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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立

寫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紐黑文

二?二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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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節錄）

歷史的警鐘

正如一九一四年前的世界一樣，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如今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從習近平試圖重振中國榮光，到普丁追求建立新俄羅斯帝國，再到美、英、德、法等國興起的民粹排外情緒，對其他人的負面觀感已成為當今世界諸多衝突的根源。顯而易見，這樣的情緒提高了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理性的政治領袖將更難就國際衝突風險發出警示。在這種氛圍下，幾乎沒有掌權者願為緩解國際緊張關係，而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美國朝野兩黨對抗中國的高度共識，是一個例證。俄羅斯與中國的政治精英，以及美國的部分人士，都選擇走向威權化政治路線，是另一例，儘管他們私下多半都明白，這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

今日與一九一四年前的世界還有另一個令人驚懼的相似之處：大國將彼此之間的不滿全數混為一談。這在美中關係裡尤為明顯，但其他地區也不乏其例。無論在北京與華盛頓，對方的所有行動，如戰略布局、海軍政策、同盟關係、貿易政策、科技發展，都被視為具侵略意圖的證據。兩方幾乎沒有人願意將這些議題區別處理，以便更好地調控雙邊緊張關係。這種將各種怨懟情緒的來源統統混為一談的做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因之一。

在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核武與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弔詭地被認為有助於穩定局勢，甚至能維持和平。許多專家主張，正是相互保證毀滅的威脅，避免了戰爭的爆發。這種論調早在一九一四年前就已盛行，只不過當時的主角換成了化武、戰艦、遠程火炮和飛機。今日世界更加複雜，擁核國家數量增加，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核戰的威懾效果已不再像冷戰時期兩極格局中那樣可靠。一九一四年的經驗顯示，當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足以阻止列強開戰。我擔心，即便核毀滅的威脅曾在兩極對抗時代維繫了和平，如今也未必具備絕對的威懾力。

本書旨在為讀者剖析「大國戰爭」的潛在成因與爆發路徑，揭示國際衝突的警示信號，協助讀者做出自身判斷與選擇。我們特別對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歷史情境與當前國際格局，因兩者在許多方面呈現驚人的相似性。全書聚焦於列強角力，不僅因為這在一九一四年引爆全球戰火，更因當今世界正迅速演變為一個愈發多極、複雜、強權競逐的局面，恰如美國總統川普在第一次任內所言，今日已步入「大國競爭」的時代。???????

整體而言，本書旨在論證大國應該追求的不是共識，不是立場趨同，更不是道德等價，而是妥協，即針對當前導致衝突升溫的若干議題，達成暫時性的協議。二十世紀初，世界未能達成此類妥協，導致列強開戰風險大幅升高。至於現在的我們比過去更能達成諒解的說法，恐怕站不住腳。二戰結束以來，大國和平偶有動盪，仍大致維持了八十年。十九世紀的歐洲也相對和平，卻仍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毀滅性戰爭。戰略事務猶如金融市場，「既往表現不保證未來收益」。如果我們真想避免戰禍，就必須未雨綢繆。

這類準備工作必須多方進行。首先，在主權或領土等高風險議題上，至少達成暫時性的妥協，例如中國與台灣、印度與中國之間，或者是南海爭端。再者，終結持續進行的戰事，例如俄烏戰爭或以巴衝突。第三，不要透過關稅和禁運來阻礙全球貿易。第四，限制敏感技術領域的軍備競賽。第五，在有可能合作的領域推動合作，例如氣候變遷、疫情防治與太空探索。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方面。但就現階段而言，我們並未往妥協的方向前進，反而漸行漸遠。

我們還必須明白，言行舉止是維繫和平的關鍵要素。一九一四年夏天戰火點燃，根源就在於列強領袖深陷全面性的恐懼，捕風捉影揣測自身將遭攻擊。這種恐懼主要源自敵對陣營領導人過往在檯面上和私底下的言論，以及他們自以為洞悉他國作戰計畫，最終瓦解了遏止戰爭的努力。耐心與保證本來是防範衝突爆發的核心機制，但在當時卻毫無發揮空間。時至今日，我們必須做得更好。否則，等待我們的將是絕大多數人未曾經歷過的大規模戰爭。

本書分為三個環環相扣的部分。第一部分闡述今日多極化世界如何形成，並與過去的國際局勢進行比較。重點聚焦於中國的崛起，以及圍繞其全球角色的各種觀點。這部分將說明中國如何從貧窮落後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中共如何維繫一黨專政，以及領導階層對未來的思考。同時，也回顧美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其他大國的發展軌跡，並與二十世紀初的列強格局相互對照。

第二部分探討其他強權——尤其是中國——崛起所引發的憂慮，這種不安情緒在美國尤為明顯。儘管美國仍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卻正經歷政治動盪與社會焦慮，深陷於對自身衰落的恐懼。這使得美國的對外政策愈加難以預測，而這種不確定性，為正在成形的多極秩序增添了新的複雜變數。與一九一四年前的英國相似，當今美國對其國際角色充滿猶疑，對國內秩序與海外霸權也日益缺乏信心。在戰爭與和平的關鍵議題上，美國及其歐洲、日本盟友的應對方式，將與國際挑戰者的行動同等重要。???

第三部分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始末，並將其與當前可能引發大國衝突的熱點進行對照，包括台灣、朝鮮半島、南海、喜馬拉雅山區、烏克蘭與中東。借鏡二十世紀初的歷史教訓，我們逐一審視這些危機區域，探究大國應如何避免在此發生衝突。上述地區究竟暗藏哪些可能引發更大規模戰爭的關鍵因素？未來的衝突可能以何種形式上演？根據百年前的歷史教訓，今日爆發大國戰爭的最大風險又是什麼？

歸根結柢，唯有大國和平共存，才是避免災難的關鍵。本書結論將論述，如何透過有選擇性的妥協、有效威懾，以及深入理解各方動機，來實現和平。本書特別著重具體建議，供現任或未來的大國領導人作為避免戰禍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