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宋代異聞錄：鬼神、仙人與海上奇遇

序

我多年來讀宋人筆記小說，除了南宋洪邁的《夷堅志》記錄的奇人奇事、仙人和鬼怪的故事外，其他筆記中還有很多類似的記載。敘說這些故事的著者，常自稱其來有自，或者是他親見親聞，或者是朋友告訴他的，有些故事包括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雖然大多數都比較短，也很少渲染，但是其內容多彩多姿，可以說是《聊齋》故事的前驅。我現在選擇了一些，用白話寫出來，讓更多讀者知道這些故事的存在。由於洪邁的《夷堅志》已經有白話本流行，我只選了白話本未收的兩篇。

導讀(摘錄)

「筆記」是一種寫作體裁，沒有固定主題；「筆記小說」則是一種筆記式的短篇故事，內容繁雜，除志人事外，多涉及志怪傳奇。過去研究小說史的專家，對宋代筆記小說的評價並不高。一般認為唐人小說「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而宋人則「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也就是說，在藝術水準上，唐代傳奇無論在創作思想或技巧上都是珠玉在前，宋代筆記小說則平實無味，遜色退步，更遑論與以後清代的巨篇《聊齋志異》相比。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的根據，卻忽略了宋代筆記小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寫作目的，也不明白「平實化」正是這些志怪小說的特點與價值。

讀者打開這部由陶晉生教授選譯的《宋代異聞錄：鬼神、仙人與海上奇遇》，很快會有一個印象：在宋代，無論是讀書人或一般民眾，大家都相信鬼神的存在，且與其生活息息相關。「鬼」與「神」的意義並不容易分辨，人死後為鬼，受祀則被視為神；一個靈魂被視為是鬼或祖先神靈，完全要看當事人是誰，一個人的「祖神」在別人眼中就是「鬼」。舉例說，家宅內庇護子孫的祖靈，宋人有稱為「家鬼」的，也有尊稱為「中霤神」者。有些學者認為應從民眾心目中的實際效果去衡量，亦即以「靈驗」與否作為分類，一切靈驗彰著的，不論是人鬼或精怪，都可被奉祀為神；相反，那些擾民害物又沒有靈驗事跡者，則可歸於鬼、怪之類。

宋代最著名的志怪筆記小說《夷堅志》有一則故事提到，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市）城內，十分之七是人，其餘都是鬼。這些鬼在白晝和人交往，與常人無異，他們分布各行各業，生活與民眾一般艱難，也沒人發覺。故事聽來令人咋舌，想深一層卻是南宋臨安城生活的寫照。讀者細味這部選譯，會發現與唐代相比，宋人更喜歡談鬼說怪，但與唐傳奇偏重人鬼相戀的綺麗情節不同，宋代筆記小說多以樸實的鬼故事揭示現實的人情世態，它反映了宋代民間信仰的內涵，其實也都植根於當時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土壤裡。

宋朝結束了五代的紛亂政局，再造一統，為了矯正唐末五代軍人專政的局面，政府特別重視文治，科舉制度成為國家選賢任能的主要管道，成千上萬的讀書人憑藉考試晉身統治精英行列，官僚階層因而發生很大變化。另一方面，大一統政權的重現也促進了經濟，市場和城市急速發展，不同階層的民眾都被捲進商品經濟活動中，水陸交通網絡發達，地域間的貿易至為頻繁。在帝國之內，大量人口在東西南北各地交叉流動，無論是趕赴上任或告老返鄉的官僚、苦讀寒窗上京赴考的學生、冒險遠行謀生的商賈，那長年累月行旅間的寂寞心靈，路途中面對著陌生環境與不同的風土人情，惶惑之際，結果身邊就很容易「遇上」精魅鬼怪。無論置身其中或只是道聽途說，大家都深信不疑，奇談異錄自然叢生。

社會經濟發達也使城市發展出現突破，以往住宅區和商業區分開的「坊」制崩潰，這意味著商業區無孔不入，都市生活多采多姿，庶民文化勃興，一片繁華。知識階層的擴大、都市化和跨地域商業貿易活動，使精英與普羅大眾的接觸更頻繁，大文化與小文化的交流漸多，信仰世界也因而起了變化。宋代宗教世俗化與平民化的趨勢更顯突出，佛教與道教是其中的佼佼者。

佛教方面，新禪宗的教義與修行方法簡易便捷，出家僧侶眾多，成分龐雜；而只靠唸佛就可往生西方的淨土宗，更受廣大下層民眾歡迎，信徒日增。全國各地佛寺林立，民間結社風氣盛行，佛教的果報、輪迴和地獄觀念逐漸深入民心。至於道教，一方面吸收了佛教這些思想，另一方面又與儒學中的倫理綱常結合，與道教原來的鬼神迷信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特點，往下向民間滲透。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篤好符籙道教，雷法派的「神宵」、「清微」和「天心」等各派的道士在民間用法術降妖捉鬼，召神驅邪，煉度亡魂，道教與民眾生活遂更形緊密。不過，民間信仰反過來也影響了佛道二教，例如觀音傳說中的妙善公主，冥間地獄中的東嶽泰山府君、呂洞賓和八仙信仰的演化等等，善書、功過格及預言書等通俗宗教簿冊也日漸流行。宋人筆記小說裡多有這類世俗化了的佛道報應故事，警世勸善，影響著以後的中國人。

除了傳統的佛、道二教外，神祠信仰也大為流行。所謂「神祠」，就是民眾所信奉的各色各樣神祇，他們各有自己的宮殿，一般稱為「祠廟」或「神祠」，以別於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宮觀。有人認為，宋人不信佛、道者甚多，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無一不信奉祠神。全國各地地方神祠崛興，奉拜的不是傳統官方認可的制度化與非人格化的社稷土神，而是對當地人民有功且靈力巨大的人鬼偶像。「惟靈是從」是宋人選擇神祇崇拜的一個重要準則，部分甚至發展為全國奉祈的神祇。例如讀書人在激烈的科舉考試競爭下患得患失，促進了四川的「梓潼神」演變為「文昌帝君」；而遠行商旅經常遇到的驚濤駭浪，則使福建湄州巫女林氏進為海神天后，最終備受萬民崇拜。在這部選譯集裡的〈草鞋大王〉一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祠神信仰如何被民眾創作出來，有趣之餘，也發人深省。

人鬼互動既然是宋人生活習俗的重要部分，作為與靈界溝通的橋梁，巫覡信仰遂大為盛行。對民眾而言，巫覡較其他宗教祭司的優勝處是不受制於任何經典與道場，無論是祠廟、社祀或家祭中，人們也會請來巫覡禳災求福。在今人眼中，這類「村巫社覡」或多是弄虛作假的神棍，宋人筆記小說也多有提及，不過與人為善者其實也不少，著名的媽祖成神前就是鄉里中的女巫。本譯集中〈包女得嫁〉就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世間相傳包拯（九九九—一○六二）因為在生時為官正直，死後遂成為東嶽冥府的主司，山野間的民眾無人不知。南宋年間，兵荒馬亂，一個自稱是包拯孫女的婦人被人販子擄獲，由於頗有姿色，故妓院想買下她當倡妓，但包女誓死不從；鄰里間雖然有不少人嗟嘆惋惜，卻無法伸出援手。當時鄉中有一個女巫，她私下向人說自己有辦法解救包女，於是就到了包女的主家，假裝神靈降身，閉眼作神語；主人看到這個情況，驚懼不已，焚香俛伏請罪，並詢問自己不知觸怒了哪一方的神靈。女巫於是破口大罵，自稱是東嶽冥府主司包拯，警告主家如果不在十日之內將其孫女釋放，嫁予良人之家，就會將他們全家殺絕。結果包女就因此而得救。

這則筆記小說篇幅雖小，卻反映了很多宋代民間信仰的內涵：對民眾有功者如名臣包拯，死後可以繼續當冥官，時人亦普遍相信因果報應之說。人間世與幽冥界息息相關，鬼神就在大家身邊。再者，這個善良的女巫能夠假借包公附身，成功拯救其孫女，而窮凶極惡的人販子及倡家如此馴善屈服，也反映了宋人深信巫覡請神附身與鬼神的心態—「靈驗」。一篇如此短小的筆記，趣味盎然，與綺豔的唐代人鬼傳奇，其實各有千秋。

最後，金人南侵的巨變也影響了筆記小說講鬼談妖的素材。中國幅員遼闊，南北自然地理不同，風土習慣差異極大。南方地區因為山多陰鬱，氣候潮濕，故民間多信奉巫鬼之俗，與中原文化迥然不同。靖康之禍（西元一一二七年）後，南宋政權偏安江左，中原文明與南方土俗接觸日多。隨著政權重心偏移，宋朝政府當然不能容許南方地區繼續悖離中原的儒家禮樂文化，於是中土文明就從中心向邊緣推進，官員和知識分子在「落後的」南方移風易俗，懲巫揚醫。在這個過程中，不少說故事的人以一個陌生外來者帶著獵奇的眼光，記述了大量關於南方巫鬼的「異文化」，真假參雜。

除了南方舊俗的問題外，北方大片土地淪陷於女真人的鐵蹄下，短時間引致大量流民和難民湧入未受戰火波及的城市裡，令原來的市民社會極度不安，產生了大量嚇人的傳聞。前面提過《夷堅志》說南宋首都臨安城內七分是人三分是鬼的故事，有評論者別具慧眼地指出，這些混跡於日常生活中的野鬼游魂，不就是離鄉背井到都市中討生活的貧民或乞丐嗎？說他們是野鬼可以，說是流民也是不會錯的。這種「市井鬼」或「江湖鬼」的大量湧入，反映了臨安市民的擔憂和排外心理。宋代筆記小說中「鬼」的意象，其實都是人的投射，「有鬼」絕對是宋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