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元氣淋漓的開創者：傅斯年精選集

導言（摘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在1980年代末，當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學生時，劉夢溪先生便曾委託我編一本傅斯年選輯，作為他所主持「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系列中的一本。我一開始答應，但後來爽約，所以該書後來由另一位學者編成了。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想要說明本集的限制。由於本叢書有嚴格的字數限制，所以需要有所割捨，我最後決定凡是傅斯年（1896-1950）著作中曾以專冊形式出現者，如《性命古訓辯證》、《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等，因為它們篇幅較大，故不得不忍痛割愛。

第二，許多年來，我都在編輯從傅斯年遺物中找到的殘篇，作為《遺文集》。這個工作仍在進行中，考慮到它們多不是傅氏生前公開發表過的，歷史意義比較少，故本集只收入一、兩篇，它們最初都是我在史語所七十五週年所慶時整理發表的。第三，由於我在四十年前用英文寫過一本關於傅斯年的專著（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該書有繁簡體中譯本，所以我對傅斯年比較詳細的討論見諸該書。

在這篇「導言」中，我並不想摘述本集所收各篇文章的內容，而是想大致梳理一下傅氏文章的一般背景與若干思想線索，以方便讀者們自己去探索傅斯年的世界。本文討論的範圍，雖然以本集所收的文字為主，但並不局限於此，這是要先在這裡說明的。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

清代史家章學誠（1738-1801），寫了一批令人微覺厭煩的文章。它們討論編輯文集或地方志「例目」，好像那些文章如何分類是一門不得了的學問。我原先認為章氏有點言過其實，但到了編這本選輯，依違於各種可能的編法時，才領悟到為文章作出一個合理的分類是很困難的事。

我當然可以依過去幾種「傅斯年全集」的編輯方式，依文章性質選編，但因為傅斯年不只是一個學者，他是轉動過時代、對歷史發展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為了能更有機地展現他的生平與著述，我的編選方式經過很特殊的考量。傅斯年同時具有四種身分：第一，他是近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第二，他是近代中國「新學術」的開山，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立者及長達二十多年的領導者。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上古史家。第三，他是堅持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立場，主張剷除豪門資本主義的政論家。第四，他是近代新高等教育的領導者，曾經代理北大校長，擔任臺灣大學校長。所以他不只是位學者，同時也是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故試著梳理他的著作時，不能離其「事」而言其「理」（章學誠：「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我幾經猶豫之後，決定不純以文類目。而是圍繞著傅氏人生重要時期、文類、文章先後三環來編次，至於所選文章則大約著重考慮它們在當時的重大影響，但也有一小部分考慮它們在今天閱讀的價值。因此本集輯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為了比較完整地闡發傅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風貌，我廣泛地收入此期的文字，諸如隨感、書評、政論等各方面的文章。傅斯年這個時期的文字，影響了整代中國青年，包括毛澤東（1893-1976）所辦的《湘江評論》。傅斯年對此類文章中的若干觀點後來放棄了（如放棄改中國文字為拼音文字、放棄激烈「疑古」），但大部分的觀點貫串了他一生對文化、學術、政治、教育的基本態度。

傅斯年原是北大舊學圈中代表人物如黃侃所特別看重的學生，可是慢慢地被新文化陣營吸引過去了。從各種原始材料看來，新文化運動固然是因陳獨秀（1879-1942）等人，從《新青年》雜誌以來便以「民主」與「科學」兩大理想積極鼓吹「開展」（unfolding）。但是，它也是一個在上述大方向粗略的引導下，各方面的人就其所長形成「加盟」式的發展。故新文化運動不只是幾條主線，它漸漸發展成一個思想內容豐富的「叢聚」（clustering around），在事件進行中的人們，也未必知道自己當時所作所為在後來的歷史意義。

如果說《新青年》中的陳獨秀、胡適（1891-1962）等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梯隊，則傅斯年是新文化運動第二梯隊的領袖。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即在當時師長輩所創辦的《新青年》中發表文章，後來更於民國八年創辦並主持《新潮》，成為年青新文化運動健將的大本營。新文化運動經過了三個階段：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傅斯年在這三個階段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民國八年五四當天，他是大遊行的領隊，以上種種型塑了他作為五四運動領導人的地位。

前面提到各路志向、抱負相近的人，各秉所長，陸續「加盟」新文化運動。這個歷史軌跡，可以從近來出版的《周作人日記》（1898-1966）中看出，周作人（1885-1967）原本與《新青年》並無關係，後來逐漸被錢玄同（1887-1939）拉入，並發揮他從大量日文著作所得的西方及日本的人文知識，成為《新青年》的一支生力軍，並且帶入一個《新青年》原來所沒有的方向。從《周作人日記》中更可以看出當時還是學生的傅斯年，已經慢慢躋身於老師們所組成的《新青年》編輯陣營。

《周作人日記》1918年10月21日條錢玄同提到明年（1919）起《新青年》要採輪流主編，「凡陳、胡、陶、李、高、錢、二沈、劉、周、陳百、傅十二人云」，最後一位「傅」，應該即是傅斯年。以一個學生躋身於老師的編輯班子中，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傅斯年創辦的《新潮》，前後雖然只出了八期，但它是當時學生輩的前鋒，在當時影響非但不亞於《新青年》，對各地新學生的啟迪甚至還要超過《新青年》。用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的話說，五四後「雖然不過八個月，社會的空氣卻是大變了」，而且「有幾十家同志」（指刊物），《新潮》的筆陣培養了一批在1930年代起領導中國新學術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兩大理想「民主」、「科學」（見於1919年1月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以「德先生」、「賽先生」來表示。傅斯年對這兩大主軸拳拳服膺，他當時的文章一切以強調科學精神、理性、實證、反迷信為主。譬如他的〈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哲學不是離開科學而存在的哲學，是一切科學的總積。」一般相信，作為北大學生，他第一次受到蔡元培（1868-1940）的注意便是一篇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強調應該以科學治哲學。至於「民主」，傅斯年當時這方面的言論也不少，並且有當時認為有比較急進的自由主義者的傾向。關於這一點，我們稍晚還會再談到。

傅斯年積極提倡文化的自我再生，強調倫理的、文化的革命，取代以政治改革政治的舊路。他說在中國斷不可能以政治改政治，要走學問的、思潮的、文藝的路。同時他也說未來會有社會改造運動、平民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除了「德先生」、「賽先生」所掀起的波浪外，還有一條重要線索，即將中國許多文化積累，尤其是涉及形式化或象徵化的部分，一概被視為是對真實「人生」的疏離。故而提倡「人生的」「人性的」，或「人生化」「人化」的運動，這一個脈絡以傅斯年及《新潮》這一系為代表，而為近代思想史界所忽略。傅斯年提倡「人的文學」、「人」的學問、「人」的一切東西，並以此為標準批判一切古代的學術、文化，乃至古時日用人生的各個方面。多年前在我發表的〈從「新民」到「新人」〉一文中，便提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一種把「人」引號化的現象，而這引號化現象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傅斯年等不約而同地將「人」引號化。中國人不算是理想中的「人」，尚未到作「人」的時候，對傅斯年而言，中國正鬧著「人荒」，中國人缺乏「人」的思想、「人」的感情，尚不能「抬高人生的文學」。此外，錢玄同、傅斯年等經常提到，當時雖然是「中華民國」，但老百姓全然沒有一個民主共和國標準下的「人」的境界。他主張「就人生論人生」，認為個性的、日常的、真正的人生，合於現今社會人情的「人生」是中國所未有的，甚至認為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寄望用合於人生的白話文學，以「造就那個未來真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且在他所主編的《新潮》中，有一批圍繞著「人生的」或「人生化」的文章，討論文字、思想、教育、道德（羅家倫、何思源、葉紹鈞、俞平伯等）等各個方面，它們無不在響應「人生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氏從上述標準出發，談人生問題、談人的文學，強調文學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反對非人的、反人性的文學。乃至於談心理改革、哲學改革、政治、社會改革等各方面的問題，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思想的一條重要線索。我們今天或許會覺得平淡無奇，但在當時這是一個銳鋒。

以下略舉數例。在〈中國文藝界之病根〉中，他說：「中國美術與文學，最慣脫離人事，而寄情於自然界。」他認為「舊文字」是不合人性的，在〈怎樣做白話文〉中說：「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學代替他，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道理。」在申述新文學的最終理想時，他強調：「所以我們對於將來的白話文，只希望他是『人的』文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中，傅斯年檢討中國的思想方式，他說：「要不如中國之遠離根本，瀰漫皆是。」又說：「中國學人，不認個性之存在。」在批評舊戲時，他也是不滿它「不近人情」。

此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有幾篇突出的文章，是指導人們「如何做」的。當許多人都困惑於應當如何做白話文時，傅斯年發表了〈怎樣做白話文〉；當人們困惑於什麼才是「人生」時，傅斯年則在《新潮》中發表〈人生問題發端〉及〈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在這些文章裡他斬釘截鐵地告訴人們「歐化」即「人化」，又說「人生」的信條應該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