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摘錄）
我試著在本次修訂中融入過去十六年的重大收穫，它們相當可觀。雖然我需要改寫的幅度並不大，但本書的主要論點在許多面向上都經過調整，因此這對我來說仍是一次大範圍的深度修訂，以下詳細說明修訂歷程。
本書於1954年首次出版時，主要用意並不是要否定既有的古典心理學，或建立另一個與之對抗的心理學體系，而是希望站在古典心理學的
肩膀上。本書深入探討人性中「更高」的層次，目的是擴大我們對人格的理解。我原本擬定的書名其實是《人性更高的天花板》（
Higher Ceilings for Human Nature）。若要將本書主旨濃縮成一句話，我會說，
除了當代心理學對人性的理解，人類還擁有一種更高的天性是「類本能的」（instinctoid），也就是屬於人類本質的一部分。如果可以再補充第二句，我會強調人性在根本上的整體性（holistic），與行為主義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分析�解剖�原子化�牛頓式的研究方法南轅北轍。
換句話說，我固然接受實驗心理學與精神分析所累積的
資料，並以之為基礎。我也認可前者本於經驗與實驗的精神，以及後者揭示性與深度探究的技術，然而，我拒絕它們所提供的人之
圖像（
images）。本書所代表的正是一種不同的人性觀，一種新的人之圖像。
然而，我當時以為只是在心理學界內部的爭論，後來發現其實是一種新的
時代精神（
Zeitgeist）的局部展現，代表了一種普遍且全面的生命哲學。這種新興的「人本主義」（humanistic）
世界觀（
Weltanschauung）似乎能以更充滿希望也更鼓舞人心的方式思考人類知識的任何一個領域，例如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以及每一種專業，例如法律、政治、醫學，乃至於各種社會制度，例如家庭、教育與宗教等。我著手修訂本書正是基於此種個人信念，試圖將背後那個更廣闊的世界觀與全面性生命哲學納入本書的心理學論述之中。這套哲學目前已部分建構出來，至少達到看似合理（plausibility）的程度，應該被認真看待。
我也必須指出一個令人困擾的現象，那就是知識分子社群中的多數人對於這場貨真價實的革命（革新我們對於人、社會、自然、科學、終極價值與哲學等的圖像）至今仍幾乎視而不見，特別是社群中掌握溝通管道，能向青年及教育程度較高者傳播的人。（因此，我決定將它另名為「被輕忽的革命」）。
這個社群中許多成員所高舉的世界觀，充滿深沉絕望與憤世嫉俗的態度，有時甚至淪為具侵蝕性的惡意與殘酷。他們實際上否定了改善人性與社會的可能性，拒絕發現人類的內在價值以及普遍對生命的熱愛。
他們質疑誠實、仁慈、慷慨與情感的真實性，已經超過合理存疑與暫緩判斷的程度，甚至明確敵視那些他們譏為傻瓜、天真童子軍、老古板、無知者、好好先生或樂天派的人。這類主動揭短、仇視與撕裂的作為已經超乎蔑視，有時更像是認定對方在愚弄、欺騙、取笑自己以達到羞辱目的，因此怒不可遏地反擊。我想精神分析學家可能會在其中看見一種源於過往失望與幻滅的憤怒與報復的動力。
這種絕望的次文化、「比誰更酸」的態度、相信弱肉強食卻不相信希望與善意存在的反向道德觀，與人本主義心理學以及本書與書目中提出的初步研究資料完全背道而馳。儘管我們在確認人性本「善」的先決條件時，必須非常謹慎（見第7、9、11、16章），但我們至少可以堅定地拒絕將人性視為根本邪惡且終歸墮落的信念。如今這種信念已不再是個人偏好的問題，只有刻意的盲目與忽視，也就是拒絕看見事實，才有可能繼續抱持這種觀點。因此，我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個人的投射，而非基於理性的哲學或科學立場。
本書第1、2章以及附錄B所提出的人本主義科學觀與整體性科學觀，已從過去十年間的諸多發展中得到強而有力的印證，特別是博藍尼（Michael Polanyi）的鉅著《個人知識》（
Personal Knowledge）。我的著作《科學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也提出非常相似的主張。這些作品明顯有別於至今仍太過盛行的傳統、古典的科學哲學，為以人為對象的科學研究提供遠比後者更佳的替代途徑。
本書自始至終都採取整體性思維，但對此更深入，同時可能也更複雜的討論收在附錄B。整體性無疑是真的，畢竟宇宙就是一個互相關聯的整體，任何社會與個人亦然。儘管如此，要讓整體性觀點獲得實踐，並使之如其原本應當的，成為人們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卻困難重重。近年來，我愈來愈相信，原子主義的（atomistic）思考方式是一種輕度的心理病態，或至少是認知不成熟症候群的一個面向。相對來說，整體性的思考與觀點對於更健康且更高度自我實現的人而言，似乎水到渠成且油然而生，然而對於未發展完全、比較不成熟或不健康的人，卻顯得異常困難。當然，目前為止這只是一種觀察印象，我不想說得太斬釘截鐵，但我認為我們有充分理由在此提出這項尚待檢驗的假說，檢驗方式應該並不困難。
本書第3章至第7章（以及書中各處或深或淺）介紹的動機理論，其實有一段有趣的歷史。這項理論最早於1942年在一個精神分析學會中發表，其初衷是想將我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阿德勒（Alfred Adler）、榮格（Carl Jung）、列維（David Mordecai Levy）、佛洛姆（Erich Fromm）、荷妮（Karen Horney）與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這些人身上分別看見的部分真理，整合為單一理論結構。我從自己點點滴滴的心理治療經驗中發現，這些學者在不同時間點以及對於不同對象來說，各有其對的地方。而我想問的基本上是臨床的問題：哪些早期的匱乏會導致精神官能症？哪些心理藥方能治癒此症？哪些預防措施能避免此症？這些心理藥方應依何種次序使用？哪些效力最強？哪些最根本？
若說這項理論在臨床、社會與人格研究上相當成功，絕不為過，但在研究室與實驗中卻並非如此。它非常符合多數人的主觀經驗，往往能提供人們一個結構化的理論，幫助他們更清楚了解自己的內在。對大多數人而言，它具有直接、個人且主觀的說服力。然而，至今它仍然缺乏實驗性驗證與支持，我也尚未想出在實驗室中檢驗這項理論的適當做法。
麥葛瑞格（Douglas McGregor）為這項難題提供了部分解答。他將此動機理論應用於工業情境，不僅發現理論能有效幫助他整理資料與觀察結果，這些資料反過來也為理論提供了驗證與支持。經驗性的佐證目前正是從
這個領域，而非科學實驗室中出現。（書末參考書目亦提供相關報告作為範例。）
我從上述以及後續其他領域對於理論的驗證中學到一項寶貴經驗：在談論人類的需要時，我們所談論的是他們生命的本質。我原本
怎麼會以為這種本質能在動物實驗室或試管情境中獲得驗證呢？它顯然需要完整的人在其社會環境中經歷真實的生活情境，唯有從那裡才能得到理論的確證或否證。
第4章源於臨床心理治療，這點顯露在它對於精神官能症成因的強調，而未著墨於那些不會造成治療師困擾的動機，例如：惰性與懶散、感官的愉悅、對感官刺激與活動的需求、對生命的滿腔熱情或缺乏熱情、希望或絕望的性格傾向、在恐懼、焦慮、匱乏等情境下容易或不容易退化（regress）的傾向，當然更不包含同樣是動機來源的最高人類價值，例如美、真理、卓越、完成、正義、秩序、一致與和諧等。
這些第3章與第4章的必要補充，在我的另一本著作《存有心理學的不斷探索》（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第3、4、5章中有所討論，亦可參見《健全心理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書中的〈低階、高階與超越性不滿〉（Low Grumbles, High Grumbles and Metagrumbles）一章，以及〈後設動機理論：價值生活的生物學根基〉（A Theory of Metamotivation: The Biological Rooting of the Value-Life）一文。
如果要真正理解人類的生命，就必須將其最高追求也納入考量。成長、自我實現、邁向健康的努力、對認同與自主性的探尋、對卓越的渴望（以及其他「向上追求」的說法），如今毫無疑問都應該被視為普遍甚至可能普世的人類傾向。
然而，人類同時也具有退化、恐懼、自我貶抑等傾向，我們（特別是經驗不足的年輕人）很容易因為沉醉於「個人成長」而忘記它們的存在。我認為，避免這類幻想的必要預防措施，是徹底掌握心理病理學（psychopathology）與深度心理學的知識。我們必須認識到許多人寧可選擇比較糟糕而非比較好的結果，畢竟成長常常是痛苦的過程，人們可能因此逃避，我們對於自己最高的潛能既愛又怕，對於真、善、美也懷著混合熱愛與畏懼的深刻矛盾之情。佛洛伊德仍然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必讀（指的是其中的事實而非其形上學），此外，我也想推薦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極為細膩的著作，書中對於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描述必然能幫助我們從更同情的角度理解粗俗、膚淺、廉價與虛假事物對於這些人的吸引力。
第4章與第6章〈類本能的基本需求〉共同為一個人類內在價值的體系打下基礎，這些人類的好可以自證價值，其本質即是好的、值得追求的，毋須任何其他理由。這些價值可以在人性本質中找到，構成一個層級結構。這些不僅是人皆想要且渴望的，也是人所需要的，也就是避免生病與心理病態的必須。如果換另一套語彙來說，這些基本需求與後設需求（metaneeds）也是內在增強物（intrinsic reinforcers），即非制約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i），可以作為各種工具性學習與制約反應的建立基礎。換言之，為了獲得這些本質即為好的事物，動物與人類幾乎願意學習任何能成就這些根本價值的行為。
我也必須提及另一個想法，雖然在此我們只能先點到為止。我認為，類本能的基本需求以及後設需求應該被視為不只是需求，更是
權利，這點不僅具正當性且發人深省。只要我們承認人類有當人的權利，如同貓有當貓的權利，這項論點便自然成立。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就必須滿足這些需求與後設需求。因此，它們也可以被視為人的自然權利。
需求與後設需求的階層還帶給我另一種啟發。我發現它像是一張自助餐桌，人們可以依據自己的品味與偏好從中選擇。換句話說，在判斷一個人行為的動機時，也要將判斷者本身的性格納入考量。因為後者會依據其性格，例如整體樂觀或悲觀，
選擇以何種動機來解釋特定行為。我發現如今基於悲觀的選擇遠比過往常見，常見到我為了方便討論，將這種現象名為「動機的降階」（downlevelling of the motivations）。簡單來說，這是一種解釋行為時，偏好訴諸低階需求甚於中階需求，中階需求又甚於高階需求的傾向。例如，偏好採取純粹的物質性動機，而非社會性或後設動機，亦非三者混合的動機。這是一種近乎偏執的懷疑，也是對人性的貶低，我經常看見這種態度，但就我所知，至今尚未有人充分加以描述。我認為任何完整的動機理論都必須包含這個額外變項。
當然，我也確信思想史的研究者很容易在不同文化與時代中，找到將人類動機降階或升階（uplevelling）的整體趨勢，這些例子應該不勝枚舉。在我撰寫此文的當下，我們文化中的趨勢顯然正朝向普遍降階。在解釋行為上，低階需求被過度使用，高階與後設需求則被嚴重忽略。我認為這種傾向並非奠基於經驗事實，而是來自先入為主的概念。我發現高階需求與後設需求的決定性，遠遠超出研究對象自己所察，更絕對遠超當代知識分子敢承認的程度。顯然，這是一個經驗與科學的問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如此重要的問題不能只交給特定學派或小圈子研究。
我在第5章關於需求滿足理論的討論中，新增了一個滿足病理學的小節。當人們終於達成
想望已久且本該帶來幸福的目標之後，卻可能出現心理現病態的結果，這顯然是我們十五或二十年前始料未及的。正如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提醒我們，千萬小心自己許的願望，因為得償所願有時正是悲劇的起點。這點似乎可能發生在動機的任何層次，無論是物質的、人際的，或超越性的。
我們可以從這項出乎意料的發現中學到，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自動為個體帶來一套值得相信並投入的價值體系。我們發現基本需求滿足的可能後果，反而是無聊、無目標、迷亂（anomie）等狀態。顯然我們運作最佳的時候，是當我們為了缺乏而努力，因為想得到自己沒有的東西而動員自身力量追求願望滿足之時。結果滿足的狀態卻不必然保證幸福或滿意，它是一種未決的狀態，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引發問題。
這項發現的另一層涵義是，許多人以為生命意義的
唯一定義就是「缺乏某種不可或缺的事物並且奮力追求它」。但我們知道，自我實現者已經滿足所有基本需求，反而覺得生命
更加饒富意義，因為他們能夠活在存有的境界（the realm of Being）。因此，一般廣為流傳有關生命意義的哲學其實是誤解，或至少並不成熟。
我也逐漸領悟到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我稱之為「不滿理論」（Grumble Theory）。簡言之，我觀察到：需求滿足只能帶來暫時的幸福，通常隨後就會被另一種（理想上）更高層次的不滿所取代。人類所盼望的永遠的幸福似乎永遠無法實現。幸福確實會來，不僅真實而且可得，但我們似乎必須接受其轉瞬即逝的本質，尤其當我們將焦點轉向比較強烈的幸福時，更是如此。高峰經驗不會也
無法持久，濃烈的幸福是暫時的，而非持續的。
但這代表我們必須修正支配人類思想長達三千年的幸福理論，此種理論決定了我們對天堂、伊甸園、美好人生、良好社會與好人等的概念。傳統愛情故事總是結束在「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理論也是如此。社會進步就像誇大的廣告，真實存在卻效果有限，導致我們最終幻想破滅。不論是工會權益、女性參政權、參議員的直接選舉、累進所得稅制，以及其他立基於憲法修正案的各種改革，每一項原本都應該為我們迎來黃金時代與永恆幸福，提供所有問題的最終解答。但結果往往是事後的幻滅，而幻滅就代表原本存在幻想。這似乎正是重點所在，我們雖然可以合理期待社會有所改善，卻再也不能合理期待達到完美改革或永久幸福。
亞伯拉罕．哈洛德．馬斯洛
W. P. 勞夫林慈善基金會（W. P. Laughlin Charitable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