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人類為何而戰：透析近距離暴力的社會動力

台灣版序言

流行文化經常將人類描繪成天生且易於訴諸暴力。然而，這種假設卻經不起更嚴謹的檢驗。正如Randall Collins等人的微觀社會學研究顯示，大多數人對暴力深感不安且往往難以有效貫徹。暴力遭遇通常充斥著懼怕和緊張；即使是受過專業戰鬥訓練的人如軍人、警察或幫派成員，在暴力情境當中也常會感到麻痺無力和迷失方向。因此，持續且有效的暴力需要的不僅是個人意願，還依賴於組織、協作和正當理由。

人類並非天生暴力。我們反而是具彈性的社會生物，可以被說服、強制和組織來參與破壞行動。現代民族國家的暴力崛起最能夠體現出這一點，對暴力的正當使用已然達到前所未有的獨占。現代國家透過科層制的能耐與意識形態的滲透彼此結合，能夠為了戰爭動員全部民眾。這與前現代帝國形成一種鮮明對比，前現代帝國的統治者經常仰賴狹隘的精英階層，並且對於是否要武裝廣大民眾遲疑再三。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已然扮演核心角色。它提供了使暴力變成可容許的甚至必要的道德框架。在戰爭時期，可接受行為的界線迅速變動，對敵人的非人化成為一種正當化暴行的有力工具，甚至往往延伸至平民百姓。從加薩、烏克蘭、蘇丹、緬甸到黎巴嫩的當代衝突，再再提醒我們這些轉變發生得多麼迅速，其後果又可能多麼慘重。

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源於切身經驗。1990年代初，我在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大學（University of Zagreb）就讀時，因南斯拉夫聯邦的暴力解體而突然中斷學業。隨之而來的戰爭深刻地形塑我的人生與智識軌跡。我開始思考那些不再抽象的問題：鄰居、朋友和同事怎麼會變成敵人？到底是什麼力量能如此迅速地將一般人轉變成暴力的參與者？戰爭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過去三十年來，我持續在探索暴力經驗的各種形式。我早期的著作《戰爭與暴力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2010）和《組織化殘暴的崛起》（The Rise of Organized Brutality, 2017）主要關注於衝突在宏觀層次的動態，包括戰爭、革命、種族滅絕與恐怖主義。在本書中我將關注轉向微觀與中層面向，檢視暴力在不同脈絡中所發生的面對面互動。於此，我主張戰鬥並不能歸結為個體動機，無論是經濟的、意識形態的還是心理的。暴力行動是一種集體現象，是由社會脈絡的移轉和人際關係的變動所形塑的。我試圖展現出暴力從來不是一個單純或孤立的行動；它始終是一種關係性的現象。我在這本書中明確區分了攻擊與暴力。攻擊是一種橫跨諸多物種的生物與心理反應，是一種與生存相關的演化機制。相較而言，暴力則明顯屬於人類的社會現象。它並非來自於生物學上的既定條件，而是出自社會行動、意向性、語言協調、儀式實作與制度框架之間的複雜交織。

暴力具有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性質，尤其是在近距離的遭遇當中。它會生成其自身的動力，從而轉變參與其中的人。情緒強度、情境壓力與即時的社會紐帶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縱使意識形態可能框構出更為廣泛的脈絡，但個人往往不是為了抽象的理想而戰，反倒是為了最親近的人而戰：同袍、朋友、親人、親屬網絡或相戀伴侶。本書也揭示這些微觀層次連帶的網絡是在何種社會條件下，是如何鑲嵌進更龐大的組織性與意識形態性結構當中。一旦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近距離暴力的社會動力，也就能更全面地解釋那些形塑戰爭、革命、種族滅絕與恐怖主義等宏觀層次的過程。

這種觀點也影響到我對暴力化約論的批判，包括那些強調其歷史衰退的觀點。我一直對自由派的樂觀主義抱持強烈的批評態度，這些樂觀主義以Steven Pinker、Azar Gat、Joshua Goldstein和John Mueller等人影響深遠的論著為代表，他們主張所有的暴力形式都呈現下降趨勢。我在2017年的著作《組織化殘暴的崛起》中，證明了組織性暴力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並未減少。隨著國家及其他實體的強制性組織能耐不斷增強，大規模暴力的潛勢反而也在提升。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三個世紀中，戰爭、革命、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多。組織性暴力之所以擴大，也因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以及許多社會組織（諸如國家、私人企業、宗教機構等等）能夠包覆人際關係的微觀世界。要理解暴力的長期動態，就不能像Pinker等人那樣只聚焦於戰場上的死亡人數。組織性暴力包括一系列複雜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長期後果。Pinker的受歡迎程度顯然與他欲傳達的核心訊息有關：一切都很好，我們生活在盡善盡美的世界裡。這是許多人想聽並願意相信的話，但不幸的是，這並非是這個星球上大多數居民的現實。與這些樂觀的敘事相反，我主張組織性暴力的能耐會隨著時間而擴大，這主要是受到國家及其他機構的組織性與意識形態性權力日益增長的驅使。現代世界並未消除暴力；而是將之轉型，且以諸多方式來放大其潛勢。

當前，我們正生活在全球局勢再度動盪的時代，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以及戰爭再次主導國際局勢。這一切對於台灣人民並無需贅述，他們深知地緣政治變動是如何輕易演變為敵對威脅、週期性暴力甚至全面戰爭。在此脈絡下，運用社會學工具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組織性暴力的複雜性。

本書既是進行一項分析性探究，同時也邀請讀者質疑習以為常的假設、反思讓暴力可能發生的社會條件，並批判性地介入支撐著暴力的敘事。暴力既非無法避免，也絕非無從解釋。我們藉由理解暴力的社會基礎，可以開始想像替代方案。這本書即是朝向這種理解邁出去的一步。

倘若沒有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汪宏倫教授與林明緯主動發起，本書的翻譯不可能完成。我尤其感謝林明緯提出的翻譯本書的建議，並為此成果付出了大量心力。十年前，我在牛津大學的一場工作坊初識汪宏倫教授，從那時起，我有幸關注他在戰爭方面的傑出理論著作，以及他對於在東亞的暴力、民族主義和帝國的實證研究。我希望這本書在台灣的翻譯與出版，能進一步強化我與台灣學者在未來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