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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通論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既精到，又生動。作者強調他所採用的是「普通民眾的角度」，其實並不盡然。本書所呈現出來精神生活相當全面，上起文化菁英，下至普通民眾，無不包含在內。誠然，過去哲學家論中國文化精神多從菁英觀點發揮，以致不易為普通民眾所理解，如馮友蘭「貞元六書」或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即其顯例。今許先生新著特別推廣到普通民眾，自是一別開生面之創舉，因而也構成本書一大特色。但細讀本書各章，作者揭示中國精神生活各方面，不但遍引儒、釋、道經典以及古典文學等為論證的出發點，而且也往往先作哲學討論然後歸宿於民間的一般認識。所以「普通民眾的角度」云云，祇能看作是一種謙詞。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項：
一、宏觀與微觀交互為用
作者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種多元互動的秩序，因此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分別觀察它的表現。但作者並未循流忘源：局部的微觀不但沒有使他輕忽整體的宏觀，反而更凸顯出整體與局部之間以及各局部之間的內在聯繫與互動。所以我稱之為宏觀與微觀的交互為用。若用中國傳統的概念表達之，即是既致廣大又盡精微。
二、雅俗共賞
前面講菁英觀點與庶民觀點的兼收並蓄，已涉及雅俗共賞的範圍，但仍須作進一步的闡釋。現代西方學人論西方文化的雅俗之別（他們的名詞是「大傳統」相對於「小傳統」或「菁英文化」相對於「平民文化」）往往重視二者之間的歧異以至衝突。但在中國思想傳統中雅俗之間的互相印證卻比分歧更受重視。所以明、清之際的劉獻廷特別強調六經和民間占卜祭祀以至戲曲小說等活動是相通的。這似乎也是本書作者的基本立場，貫穿在全書各章。最使我驚異的是：劉氏曾指出，「世之小人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而本書第五章論宇宙變化，從《易經》開講，步步延伸到民俗的各個方面，簡直便可以視為劉氏此語的全面展開。
三、古今一貫
最後更應指出，作者為史學家，其揭示中國精神生活的種種特色，取捨之間始終考慮到時間的因素，尤其注意到自古及今的一貫性。他的論證往往上起最新考古發掘的創獲，繼之以經史文本的記載與後世傳述，最後歸結到他自己的親見親聞。所以本書所呈現的文化精神是今天仍可證驗的真實存有，而不是無生命的紙上虛構。作者記述親見親聞的文化現象，取捨之間也同樣有分寸，以印證古今一貫的真實性。所以他詳記早年在無錫和少年到中年在臺灣的許多見聞（如第三、第七、第八各章），但他對於短期居住甚至偶爾旅遊所過的海外華人社群也省察入微，不過著墨不多，以示謹慎，如香港新界的「義門」（第九章）和馬來西亞馬六甲的「祭祖」（第六章）便是顯例。
總而言之，許先生好學深思，遍涉人文—社會諸學科。寫此書時，他將廣博的知識加以融會貫通，而納入一種由深思熟慮得來的分析系統之中。不但如此，他也廣泛參考了現代學人的相關論著，除書中一再提及的馮友蘭、費孝通之外，其他流行的看法也往往見於討論之中。所以本書並非一人閉門造車，而是遍檢眾說、去蕪存菁的結晶。本書所揭示的種種文化特色，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都不會發生認同的困難。但作者的終極判斷卻非從折衷他人之見而來，而是建立在上述三重論證之上，這是本書超越前人之所在。
作為一部學術專著，本書體現了現代客觀研究的極致。但作者用心尚有更深於此者。他認定西方文化所主導的現代文明，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分割」，今天已深陷於危機之中；而中國文化則以人為主體，人與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國文化的特色能發生他山之石的功用，以「匡救現代文明的困難」。本書的〈後言：中國文化的新生〉便有力地表達了一位當代仁者悲天憫人的呼聲。
顧炎武曾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時又是一部「救世」之作，我鄭重地推薦它給讀者。
余英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