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著作中為人熟知的「中國部位」，主要有二，反覆被人引述：《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提及中國的「性愛藝術」與《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引用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著名開場。兩個段落都不長，前者僅僅數語，後者則引述小說，兩者都遠非傅柯書中關注的真正問題。然而，這個在傅柯筆下被描述為遙遠、神秘、差異於西方與惹人發笑的東方國度，即使僅寥寥數語，已引發無數的爭議與批評。
這個「保持開放」之地，在布洛薩書中首先捲入了中國的「性愛藝術」。傅柯並不是漢學家，他短暫提及的「性愛藝術」主要來自對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La vie sexuelle dans la Chine ancienne）的閱讀，將其置入於嚴格意義下的亞洲（作為）問題的跨文化研究情境之中並不適切，因為這將忽略傅柯就其自身問題（古希臘羅馬的性特質或主體性問題）發展所設定的條件。單純糾舉他的「中國誤讀」或過度推論並未能真正給予更多啟發，這是何以布洛薩指出，傅柯的研究前提「可以如此定義：我的研究活動有其無法脫離的認識論及檔案學的整體條件，我談的就是在這些條件下所能夠談的東西。」（頁41），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或許應與「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做出區辨，這便是布洛薩所強調的「地緣哲學力量場域」的解殖立場（頁10）。
